《给高校专业定“生死”的“两把尺”》

在高校专业发展的考量中，有“两把尺”至关重要。其一为社会需求尺，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新兴行业崛起，传统行业转型，专业若能契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就有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例如大数据时代，相关专业顺应潮流。其二是教育质量尺，涵盖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资源等。优质的师资可提供高水平教学，合理课程设置能让学生知识体系完整，充足教学资源保障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这两把尺相互关联，当一个专业在这两方面表现良好，就充满生机；反之，则可能面临被调整的命运。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陈彬

对于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而言，2025年有不一样的意义。

2023年，教育部会同多部委共同出台《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至2025年，需优化并调整全国高校约20%的学科专业布局，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自此，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经历了一个大的调整期。

2024年9月，教育部宣布，当年全国增设国家战略急需本科专业布点1673个，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1670个，调整力度空前。

眼下，2025年已至，可以预见轰轰烈烈的“调整潮”仍会继续。而在这背后，却很少有人说得清裁撤一门专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目前，国内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等问题，需要建立一套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河北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保利表示，他所在团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找到这样一套标准。

“错配”导致“适切性、

协调性”缺乏

《中国科学报》：近两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频繁，你认为这背后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胡保利：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结构，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这是高校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高校的人才培养归根结底是要适应并促进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因此，在专业调整的问题上，高校与产业之间必须谋求某种“适切性”和“协调性”，但目前这种“适切性、协调性”尚未普遍存在。

说得具体些，在进行学科专业调整时，不少高校对于科技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还不敏感，更倾向于保持原有专业的固有惯性，对于开辟新专业则相对谨慎；相比之下，产业界对于市场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人才专业背景的要求则敏感得多，他们需要高校根据产业需求调整专业布局，但此类要求却没能得到更多高校的及时回应。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一种“错配”。

《中国科学报》：这种“错配”问题现阶段能解决吗？

胡保利：指望高校或高校的二级学院短时间内主动纠正这种“错配”似乎并不容易。因此，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需要其他“外力”介入。相对于地方高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是“外力”；相对于二级学院，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就是“外力”。

提升政府、市场、高校三者的协同性是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重要原则。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高校应根据自身办学定位，主动回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遵循专业建设发展规律，统筹考虑专业设置合理性并采取有效措施，缩短供需时间差和信息差。

推动专业动态调整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管理至关重要——既要尊重高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自主办学权，又要保障政府对于专业动态调整指导性意见的有效落实。

应为学科专业调整

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报》： 你认为当前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胡保利：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科学依据。正是因为缺少了这样的依据，才导致高校在裁撤专业时无的放矢，只能通过某些单一标准（比如学生就业率）评定相关专业的存在价值，进而决定专业的“生死”，但这样的决定往往比较武断。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艺考招生计划总人数约为64万人。相比之下，当年全国计算机类专业招生计划约43.5万人，但我们在艺术领域的人才“缺口”比在计算机领域的人才“缺口”还要大吗？

除裁撤专业外，在新设专业时，同样由于缺乏衡量标准，一些高校往往更倾向于设立“门槛低”“成本小”的专业，而不是根据学校的学科基础以及产业发展需求设立专业，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高校整体专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科学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有什么更好的参考依据吗？

胡保利：在研究中，我们团队提出了“专业发展指数”的概念，即对高校专业综合办学实力进行相对排序的商值，并将该指数进一步细分为“区域专业发展指数”和“校本专业发展指数”。区域专业发展指数和校本专业发展指数可视为衡量高校专业发展状况的“两把尺子”。

区域专业发展指数作为“第一把尺子”，反映的是本科高校某专业综合办学实力在本区域高校内同类专业中的相对排序，由体现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的生源指数、教师发展指数、教学保障指数和学生发展与就业指数构成。构建该指数旨在客观呈现某专业在不同时空范畴和节点的现实与发展态势。

校本专业发展指数作为“第二把尺子”，表征的是高校所办专业的综合实力和结构合理性指标的相对排序，由专业设置与学校办学定位符合度、专业设置的学科支撑度、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切度，以及各专业在区域高校同类专业的综合水平等维度赋值构成。

我们希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第一把尺子，对区域专业发展水平进行监测，依据区域专业结构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提出支持、裁撤、缩减本科专业的统筹指导意见；希望高校通过第二把尺子，对学校已有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和专业综合办学水平进行反思，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专业办学水平与招生计划

应相互匹配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高校专业的调整一定要遵循这“两把尺子”吗？

胡保利：不能说得这样绝对。具体来说，在高校设立新专业时，首先要考虑新设专业是否在校内具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如果没有，就要对新办专业的合理性进行重新考量。

对于某些行业类或应用型大学而言，即便其新设专业没有较好的学科基础，如果其在产教融合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如果能与企业、行业形成密切联系，甚至实现师资的互聘，同样也可以支持新专业的建立。

与此相对，在裁撤专业时，对于那些没有学科基础或与产业发展融合度低的专业应优先考虑。

在学校类型上也可以作出一定区分。比如，省域内的头部高校一般都有较强的学科基础，可以更偏向于设立具有一定学术型特征的专业；相比之下，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基础较弱，可以对此类专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压缩，同时增设与产业联系更加紧密的专业。

《中国科学报》：目前，高校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已成为大趋势。你觉得“专业发展指数”在这方面能否发挥作用？

胡保利：应该说，我们开展“专业发展指数”研究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为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提供依据。

目前，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的确是一大趋势，这一定会带来某些专业形态的改变，有些不符合趋势的专业大概率将被淘汰。而一个专业的淘汰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被裁撤专业教师的分流问题等。有些学校之所以不愿意淘汰落后专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没有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趋势。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套“预警机制”，也就是在相关专业出现“疲态”时能及时预警，给校方管理者、教师相对充分的调整时间。而所谓“疲态”往往会在“专业发展指数”中有所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能在高校进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时，为某些专业提供一个“预警期”。高校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对专业的未来发展进行提前谋划——或谋求专业转型，或减少招生，适时分流教师，从而减少专业调整的额外成本。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构建基于专业发展指数的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使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能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最终实现高校专业办学水平与招生计划之间的相互匹配——高水平的学科专业就应该多培养人才，而办学水平差的专业理应减少招生计划，直至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