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通胀水平远远超出预期。在2022年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认全球通胀压力比预期要更广泛、更持久，预计2022年全球通胀率将高达9%左右，许多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已经接近或超过10%，这是近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单纯从经济维度分析其成因并不复杂。在当前全球大背景下，本轮全球通胀既有源于疫情对供给的冲击，也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产生的需求冲击，还有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裂变因素。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成本上涨推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俄乌冲突以及欧美的经济金融制裁导致能源、燃料、粮食价格上涨直接助推全球通胀。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俄罗斯原油、天然气、煤炭分别占欧盟进口总量的27%、45%、46%，部分欧盟国家进口占比更高。由于禁运缘故，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涨到147美元，创下14年油价最高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狂飙79%，升到历史最高的354欧元/兆瓦。在2022年9月欧元区通胀中，能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40.8%成为主要贡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表明，2022年全球粮食进口费用增加中，价格因素推动的进口成本上涨占整体的87%。能源和燃料作为基础生产资料、粮食和食品作为基础生活资料，其价格快速上涨对于全球商品的成本提升无疑贡献较大。

　　其二，供给不足驱动。受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近3年全球供应链混乱并缺乏足够弹性的弊端显现无遗，影响了全球生产流通，成为与前30年全球经济运行重要的区别，也是本轮商品通胀的重要驱动因素。供给不足体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全球物流持续中断并起连锁反应，限制了全球贸易流动，也限制了制造商进口产品和补充库存的途径。二是生产时常延误，制造商很难以最低的采购成本通过多库存缓冲供应，实现其正常生产和有序竞争。三是制造商过度依赖数量有限的第三方，难于及时补充到急需的替代供应商或合作伙伴、替代市场和替代运输物流渠道。四是疫情使欧美劳动力供需紧张，劳动力规模缩小或下降又使多国引发“工资/物价螺旋”的二次通胀效应。五是贸易制裁和技术封锁，由于欧美国家对中俄实施贸易战和经济制裁，人为造成供应链断裂。

　　其三，需求增加拉动。美国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和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以此来抑制经济通缩，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自疫情暴发初期，美联储为了救市采取任性的扩大性货币政策，引发需求增长。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到2022年9月，美联储资产规模从4万多亿美元增到8.9万亿美元；2020年3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几乎调整接近零，宽松货币政策使M1、M2迅速增长。同时，美国还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联邦赤字为3.1万亿美元，赤字率为14.9%；2021年为2.8万亿美元，赤字率为12.4%，远远超过1970年以来年均赤字率3%的水平。货币和财政扩张性政策叠加效应陡然扩大了实体经济的供给缺口，如果说前期美国通胀的主要来源是供给的冲击，那么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需求冲击对通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为了应对这场4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美欧多国采取了一系列与此前不同的策略，特别是美联储、英国和欧盟央行采取激进加息和量化紧缩(QT)措施，但收效仍然不佳。显然，全球通胀的影响因素已从经济层面扩展到非经济层面，需要更多地从国家战略、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治理角度来审视这轮通胀的深层原因以及深刻影响。

　　首先，美国及西方联盟将经济利益政治化，全球经济走势在分裂中徘徊，逆全球化加剧了供需矛盾。冷战结束后， 美国及西方主要国家没有放弃零和博弈，仍然按照西方政治标准来划分阵营，极力维护美国单极称霸世界的地位。他们持续采用贸易、技术和金融手段制裁围剿中国，又以代理战争的残酷方式猎杀俄罗斯。正如基辛格2022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所说，俄乌冲突可能永久性重建全球秩序，冷战式外交将使世界倒退几十年。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前途问题，欧美主流观点认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流动的主要驱动力将不再仅仅是经济效率，对共同价值观和地缘战略兼容性的需求所产生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大，将经济问题与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分开考虑会越来越困难。按照他们的逻辑，全球经济走势将从单纯追求以低成本为特征的经济效益转为追求经济效益和地缘政治的双重目标，这令诸多的其他国家产生顾虑，经济全球化开始出现分裂和退潮。显然，如果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甚至不顾自身和同盟国经济利益，一味加速世界经济裂化，阻碍经济全球化步伐，全球性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恶化，通胀问题也将持续难以解决。

　　其次，美国及西方同盟强化其地缘政治策略，持续的贸易战和产业链分割趋势增加了生产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升了全球通胀。短期看，疫情反复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较大冲击。长期看，地缘政治则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脱钩的重要因素。2022年，美国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其本质是图谋建立抗中战略联盟。该框架涵盖了供应链韧性及安全性、数字贸易公平、基础设施等内容，主要是从控制全球供应链入手，企图孤立和打击中国，塑造所谓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2022年5月，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2022年5月在巴黎举行会议，除了抵制俄罗斯，会议研究了美欧如何减少太阳能电池和稀土等关键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推动将产业链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目前，我国已有千余家企业被列入制裁，涉及半导体、新能源、医药、稀土、纺织等行业。然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是难以完全取代的，制裁的结果只能加剧经济成本的提升。

　　值得指出的是，在利益面前美国对盟友似乎也不留情面，只是低调将“美国优先”替换成“美国货优先”。2022年8月，美国先后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提出所谓供应链产地限制原则，强调美国制造的护栏条款，它不仅针对美国政府指定国家设置歧视性待遇，削弱他国成本优势，也针对所谓美国的友邦国家设置障碍。两个法案将芯片、半导体、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品与服务优惠仅限于美国以及美国签署自由贸易或限定的国家，是典型的排他歧视行为，与多边贸易框架下的原则相违背。随后，欧盟、日、韩及印度等国也相继出台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法案和保护政策，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割之势。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是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不公正的贸易壁垒护栏，其实质就是美国坚持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必将进一步扭曲全球市场竞争和商品价格。

　　再次，美联储持续加息，助长美元强劲上涨和全球其他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叠加全球能源结构性短缺，加剧了供应链紧张和全球通货膨胀。近一年，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使许多国家饱受了“美元收割政策”带来的苦果。本轮通胀之初，美联储认为通胀只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的临时性风险，由此推出降息加量化宽松(QE)政策刺激经济。2021年年底，他们又迅速改变政策立场，视通胀为首要挑战，将货币政策由抑制通缩、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转为抑制通胀，通过快速加息和量化紧缩(QT)来稳定通胀预期、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截至2022年11月，美联储2022年共进行了六次加息，其中包括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累计加息375个基点，将联邦利率目标区间上调3.75%~4%，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预计2023年年底前或至2024年年底前才能结束加息。

　　美联储快速加息后，一轮全球性的“割韭菜”开始上演。一是美元快速加息带来美元指数强劲上涨，其他非美元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加大了债务国和企业的债务成本，又推进了该国通胀上升，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无不深陷其中。二是美元加息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影响，加大了全球供应链紧张，甚至助推全球经济衰退。随着美元快速升值，日元、欧元、英镑大幅贬值，外加全球基础能源危机，加剧了进口原材料成本持续大幅上升，出口制造品价格大幅缩水，致使严重依赖能源、燃料进口和工业品出口的欧洲、日、韩等国的制造业苦不堪言。受此影响，欧盟、日、韩2022年都出现贸易逆差，诸多企业倒闭或迁移，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重新回到30年前的水平。为了规避单一美元化风险，目前已有中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印度、欧元区19国等多达50多个国家以多种方式加入了去美元行列，许多国家相互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减少持有和贮备大量美元，未来一套互利共赢的去美元化体系正在探索中前行。

　　上述通胀成因分析充分表明，全球通胀走势看似简单，实则纷乱复杂。特别是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逆全球化兴起，使得寻找和达成全球应对方案越来越困难，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势在必行，这也是治理全球通胀的最有效途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实现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光大银行原副行长)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