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准、马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导读】2025年末，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顺利落幕。这是非洲首次主办G20峰会，将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诉求、视角和本土化的解决方案推向全球治理的前台。与峰会“团结、平等、可持续”的主题背道而驰的是，美国政府不仅未派代表出席，还在会前对主办方施压，拒绝峰会发表任何未经美方同意的成果文件。

美国的单向阻挠，并未使G20峰会的“非洲时刻”蒙尘，反而愈加凸显了百年变局之下，全球南方国家力求摆脱大国干扰、自主构建区域与世界秩序的决心。2025年，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美国，持续支持以军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介入伊以冲突与中东乱局，更直接在拉美地区挑起了新的军事冲突。大国的安全承诺不再可靠，地区秩序剧烈动荡，催生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全球南方国家开始积极寻求区域合作，谋划和平与发展的未来。

纷争之中，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守显得愈发可贵。1955年，同样在高度分裂、充满冲突的背景下，周总理在万隆会议的讲台上，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多个兄弟国家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力量的紧密联系。通过回溯万隆会议的组织经过和召集、与会过程中的复杂考量，本文作者指出，坚持合作共赢、持续推动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目标，是中国的一以贯之的目标。万隆会议以来，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的探索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状况此消彼长、历经曲折，在力求摆脱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正积极应对西方霸权衰落的危机，主动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

作者强调，在当前资本主义力量日渐衰落的新的历史语境下，接续万隆会议的遗产，重新团结各国、延续和平发展方针，具有重要意义。70年前，我们见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与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70年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持续崛起，各国政府联合发展的意愿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势必会逐渐取得成效。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世界秩序变革中重思万隆会议

如果我们观察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难发现西方与中国在全球事务当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同的角色。在美国与西方以贸易战、关税战，乃至热战来撕裂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破坏全球化格局的当下，中国表现出了高度的战略定力，始终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的动能。二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一贯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等政策方针和思想，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尤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国内外有些分析者倾向于从“术”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这些表态和概念，比如软实力或实用的文化宣传，但是这种看法无疑忽视了“道”层面的因素。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对，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对自身狭隘物质利益的维护，或基于当前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而做出的表态。本文认为，这种对“共同体”以及发展的追求，至少可以回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之初。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70年前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亚非会议。1955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聚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本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参与的亚非独立政府之间的会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万隆会议”。下文将通过对万隆会议背景的重新阐述，解释中国为何如此重视和平发展，以及这种一贯追求，如何促使中国在当代继续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回溯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是在一个高度分裂、充满冲突的世界中召开的。考虑到70年前美苏冷战的严酷环境，万隆会议将众多亚非国家团结到一张桌上的创举，无疑震动了世界。20世纪50年代早期，围绕美苏两国形成的东西两大阵营彼此对峙的局面已然形成。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以热战的形式开始了长期斗争；在其他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积极组织各种“小北约”，以遏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力量。美国牵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仅包含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三个亚洲国家，其余成员国均是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力量。在中东，英美推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国加入“中央条约组织”，构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盘踞中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韩国的李承晚政权则与菲律宾政府联合，一同组建了“亚洲人民反共联盟”。

在两大阵营之外，由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而成的新兴民族国家群体也开始探索独立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后来所说的“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时代，这些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往往取决于殖民政府和宗主国；即使在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内部仍然存在深刻的政治、文化、宗教、领土冲突。实际上，就连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间也远不是铁板一块。会议的五个发起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并非天然盟友，甚至存在直接冲突。

尽管如此，这五个国家仍于1954年先后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和印尼茂物举行了两次总理会议。会议的最初目标，并不是促成万隆会议，而是针对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发出不同于两大阵营的第三种声音，扩大自身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科伦坡会议的记录中看到当时五个发起国之间的复杂考量。[1]比如，印度方面首先针对中南半岛冲突提出解决方案，包括禁止美苏英中等大国向南北越提供武器和其他战争援助。这个方案得到了印度和印尼的支持，但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反对“不干预”条款。据称，巴基斯坦方面尤其担心这种方案会被沿用至印巴冲突，使巴基斯坦无法获得美国的军援。

但在诸多纷争之外，这些国家以团结和对话寻求和平发展的意愿也是明确的。在印尼领导人倡议下，“科伦坡五国”提出了召开首届亚非会议的计划，希望在更大更广的层面上展开两大阵营之外的对话。会议的整个组织过程都体现了反帝反殖民的底色，邀请哪些政府来参会，特别是怎么看待既作为亚洲大国，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成为万隆会议组织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五个新独立国家的领导层意识形态各异，但都代表着全球南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具备相当的务实性。例如，斯里兰卡虽然在政治上反共，却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贸易往来；作为邻国的印度和缅甸也早已与新中国进行接触交涉，不愿将中国排除在对话之外。印度和印尼方面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接纳。

在组织问题上，还有更多不言自明的政治考虑。缅甸总理吴努一度提议邀请以色列，但鉴于阿拉伯国家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重要地位，该提议被其他与会国首脑否决。相较而言，尽管新中国尚未恢复联合国席位，且与许多参会国并未建交，但其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坚决勇敢的表现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各国普遍认识到，若不吸纳中国这样一个坚定的反帝反殖亚洲大国，任何旨在实现亚非自主的会议都将是极不完整的。[2]在最后参会的二十九名正式代表以外，会议组织方个别邀请了仍处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作为观察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投靠帝国主义力量的国民党当局——更是成为参会代表中唯一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西方国家高度关注这次会议，既担忧它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提供重要的国际平台，又害怕亚非国家团结起来挑战其全球强权控制。因此，这些国家一方面鼓动抵制万隆会议，另一方面指导土耳其、泰国、菲律宾等部分参会国设置议程，试图强调“共产主义也是殖民主义”，削弱亚非国家的团结，操控整个会议。

然而，西方势力的干扰和操控并不是万能的。二战后，反帝反殖运动高涨，新兴民族国家普遍渴望和平与发展，希望摆脱旧殖民主义的束缚，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自主，并打破帝国主义体系下新殖民主义的枷锁，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能实现自主发展。万隆会议恰恰是这些新生国家摆脱外部控制，务实独立的自主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的干扰并未真正影响新生独立国家共同的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反而加强了万隆会议的国际影响力。

敲定各项会议组织细节后，1955年初，科伦坡五国正式向亚非各国发出请柬。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信周恩来总理，正式邀请新中国参会。周总理于1955年2月10日回信，表示同意与会，并高度赞扬了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会议的召开反映了最近时期以来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亚非各国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以平等的地位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日益坚强的愿望。这个会议的召开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3]

▍新中国眼中的万隆会议

周总理和新中国领导人对万隆会议的热情和重视，值得我们思考。从组织意图上看，万隆会议与会国家的政治背景和倾向各异。作为一个通过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如何看待亚非国家乃至更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这些运动及其政权关系的问题。

万隆会议的组织方秉持“不结盟”路线，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执行的则是“六条方针”。其中，“另起炉灶”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旧有外交关系，建立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的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一边倒”则将中国置于苏联领导的和平民主阵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在清除国内的帝国主义影响。“礼尚往来”、“互通有无” 和 “团结世界人民” 这三条，则在具体战术层面提供了灵活性，支持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并团结争取帝国主义及其前殖民地的人民，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万隆会议正是“另起炉灶”的理想场合，能够促进“互通有无”，并广泛团结亚非国家和人民。

必须强调的是，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坚持反帝立场，并非单纯地做好人、交朋友，而是新中国推动世界变革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机制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依赖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霸权运转。在力量相对薄弱的单个国家中，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难以独自打破这种霸权统治。换句话说，制约世界前进的，并不是世界人民建造新社会意愿的缺失，而是帝国主义力量的相对强大。在此背景下，任何能够动摇甚至破坏帝国主义统治的努力，都将极为有效地开拓新的政治历史空间，为在广阔的亚非地区推进社会变革创造有利条件。

如果我们用线性史观审视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民族，就容易认为它们落后于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唯一作用便是推动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在此视角下，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关系绝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永无止境的矛盾斗争。然而，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无法通过外部输入或干涉实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干涉，一不小心就要重蹈过去以“文明”“民主”为名推行帝国主义的覆辙。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需要妥善处理与国外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同样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苦难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

周总理曾经转述毛主席的话，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不甚注意的地方取得了胜利的。“因为在欧洲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力量的对峙，帝国主义国家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的问题上。他们忙于对付苏联和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以为亚洲的问题并不严重。”[4]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胜利的，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又要影响整个世界的革命形势，最终帝国主义要垮台。周总理论断说：中国人民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民族解放运动的比重大大地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能低估，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周总理总结道：“（民族解放反帝）这个力量正在发展中，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结论，历史终究会做出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5]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领导下，新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南方事业。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偏离，而是在帝国主义包围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发展出的与“农村包围城市”类似的战略部署。追求和平与发展，是新中国在该总体战略下选择的必然道路。比如，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主办的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吸引了来自37个国家的数百名代表出席；该会议的重要目标正是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冲突，为新独立的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万隆会议这一历史节点上，全球南方与中国相向而行。科伦坡五国务实而独立自主的立场、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为召开万隆会议并邀请社会主义新中国参会创造了条件。相应地，为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全球社会主义力量增长，新中国同样将团结最大多数反帝反殖力量、争取更广阔的人类进步空间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出发点。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富有魅力的讲话，获得了数十个国家政府、非政府代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听众。万隆会议艺术性地结合了民族解放、反帝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开启了中国与亚非多个兄弟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的历史新篇章，也翻开了世界历史的重要一页。

万隆会议至今，虽然世殊时异，但对中国而言，持续推动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目标却是一贯的。这一追求，能够团结广泛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力量，共同反对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今，过去对立的两大阵营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前殖民地也实现了独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新的危机，中国正需要以新的形式，继续万隆会议以来的事业——也就是建设“命运共同体”。

▍全球南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万隆会议之后的70年间，全球南方取得了重要成果，但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也遭遇了诸多挫折。亚非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互助，仍面临大量阻碍。政治上，南方国家内部本身路线之争不断，追求独立发展的派别一旦丢掉执政权，新上台的政府往往会再度倒向美国和西方，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的苏哈托政变。经济上，南方国家本身实力有限，仍需从西方国家处获得各种技术和工业品，并向其出口本国的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能为彼此提供的帮助相对有限。而没有了政治与经济的支撑，文化方面的合作互助也难以长久。

万隆会议时代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本质上是全球南方国家想要摆脱对其不利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另起炉灶的探索，也正因此，这种探索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状况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遭遇重大挑战，反帝反殖声浪高涨，是对南方国家的探索最为有利的历史时期。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恢复，南方国家的历史空间被明显压缩；这种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充分。战后数十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飞速增长，与其合作紧密的“小龙”“小虎”也随之受益。相较之下，坚持自主发展的南方国家的增长表现便略显黯淡，不少国家还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小的债务负担。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为中心建立起了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不少南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导致了更严重的债务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全球南方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在国际政治上的力量也日渐衰弱，动辄遭到西方国家“不民主”“无人权”的指责，随时面临西方的制裁甚至侵略。

本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有了切实的复兴势头，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崛起。经济上，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自主发展道路，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桎梏，带动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南方的内部市场，为独立于西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截至2025年4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比重达60.64%，[7]扩员后的金砖10国工业总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44%，[8]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2013~2022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3979亿元；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2702亿元，极大丰富了南南合作的自主性综合发展资源。[9]南南贸易规模从2007年的2.3万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5.6万亿美元，占2023年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54%。[10]

政治上，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南方国家纷纷重新探索自主发展道路，试图打破对西方的依赖，减少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危害。中国努力推动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15年，非盟通过了面向整个非洲大陆的《2063年议程》。[11]在此框架下，非洲各国纷纷根据国情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如埃塞俄比亚的《减贫及可持续发展计划》、布隆迪的《2025年愿景》、乌干达的《2040年愿景》等。[12]这些探索虽然路径各异，但都建立在对私有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机制整合力量，展现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强大声势。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非洲联盟的长期发展，以及2023年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2024年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等重大事件，都有效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力与话语权。[13]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也在发生深刻的演变。21世纪初期，尽管面对诸多危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仍运转良好。在亚太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推动“重返亚洲”战略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欧洲，尽管格鲁吉亚危机已发生，俄罗斯与北约仍维持着战略对话。[14]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至少在表面上仍能有效把控国内资产阶级的政治走向，与之配合的一套普世价值观也还维持着基本的号召力。

但在过去十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开始迅速显现：有什么比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呢？又有什么比特朗普当局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更能说明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已经走入了死路呢？冷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瓦解速度，显然远超主流资产阶级媒体、学者及政客们的预期。在过去这些年，很多人表达了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强烈不适应，以及对美国不再能够或愿意担任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的担忧。这种情绪有时以戏剧化的场面呈现出来：2025年初，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欧洲盟友的种种“缺点”之后，会议主席、德国政客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当场流下了泪水。

作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代表，特朗普打出“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空洞口号，将美国霸权的衰落归因于过度承担国际责任，而非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与世界整体追求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认为，美元霸权并未给美国带来实质利益，反而因提供“优质而安全的资产”使美元汇率过高，削弱了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本国的“去工业化”。[15]这种分析逻辑对美国资本逐利的全球布局和美元霸权如何让美国榨取全球剩余劳动只字不提，反而成为特朗普发动关税战、鼓吹“海湖庄园协议”的理论基础，迫使全世界国家为维持美国霸权支付保护费。

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来看，美帝国主义的衰退绝不会是一个平稳过程。在美国霸权鼎盛时期，尽管为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带去了诸多苦难，但其决策毕竟还做长期考虑；在某种历史终结论的乐观主义语境中，美国资产阶级尚且愿意支持那些不会直接带来巨额利益的活动，并在价值观上唱一唱民主自由的高调。然而，随着西方霸权的衰落，从全球战略性撤退的美国，与以MAGA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国家精英，恐怕愈发没有耐心，越来越丧失长期的考虑。这使得美国和西方在国际事务上变得更加贪婪和短视，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已经带来、并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破坏。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持尤为可贵。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疑已经死亡，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回归冷战，全球各国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重塑世界格局。从根本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以及不愿与美国“站队”的欧洲国家的独立发展意愿，这些国家有着反对新冷战或热战、抵制霸权的普遍愿望，如同70年前亚非各国期望超越冷战政治，进而在万隆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在全球南方崛起，美国西方霸权衰落这个新的历史语境下，越来越需要接续万隆会议的遗产，以新的理念团结各国，重新走上追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在全球南方国家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中国，率先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各种“共同体”政治理念，可谓恰逢其时。

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终结论”（即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最后的答案）或同质化的现代化路径设想，更区别于美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构建“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关于未来的方面保持了审慎态度，只强调了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发展模式或内部制度如何，都共享着同一个未来，都需要为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负责。“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与各种“……优先”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不仅批判了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对殖民主义和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的态度。中国政府2023年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明确提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16]有人担心，美国霸权衰落后，中国将取而代之。这种观点简化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霸权更替逻辑，高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也误解了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学。《白皮书》对此有清晰的阐述：“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17]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无论国内社会经济模式如何变化，中国在国际上始终不争夺霸权，有意识地将自身立场置于全球南方一边。这种立场既有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影响，也根植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土壤。回顾万隆会议至今的历史脉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理念，具有广泛团结各个国家、各种政治力量，推动全球发展进步的潜力。可以想象，随着全球南方的发展势头日益强劲，愿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力量不断壮大，世界范围内探索“共同体”的努力也必将取得成效。中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视和追求，体现了我国国际战略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底色。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将这种坚守，理解为万隆会议精神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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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研究受到中山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重新评估发展型国家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实践”支持。马阳为本文通讯作者。

[1] “Conference of the South Asian Prime Ministers of Burma, Ceylon, India, Indonesia and Pakistan held in Colombo, Ceylon, April 28–May 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Africa and South Asia, Volume XI, Part 2, Document 627. 关于参会方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差别，参见Bhardwaj S.,“Three Meanings of Colonialism: Nehru, Sukarno, and Kotelawala Debate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orld Movement (1954-61),”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9, No. 1, 2024, pp. 118~134。

[2] 杨正权、李安山、肖宪等：《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从亚非团结合作到“全球南方”共同崛起》，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6期。

[3] 《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3、4～6、7页。此处依据英文版本做了翻译。

[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1页；第35、36页。

[6] 卢荻：《“积累”革命——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载《东方学刊》2019年第3期。

[7] 详见IMF,“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2025。

[8] 参见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Churning of the Global Order, Dossier No. 72, 2024。

[9] 苑希、孟寒、祁欣：《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经验与展望》，载《国际贸易》2023年第4期。

[10] 参见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审查〈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南南合作新方向战略、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和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在2023年和2024年的执行进展》，2025年5月27~30日。

[11] 参见UNDP Regional Bureau for Africa,“Defiant Progress: Advancing the African Union’s sustain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Agenda,”2025。

[12] 王健、任琳、吴洪英等：《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13] 周明、李琼：《试析“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平等秩序的构建》，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3期。

[14] 详见“NATO-Russia set on path towards strategic partnership,”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ovember 20, 2010。

[15] 详见S. Miran, 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Hudson Bay Capital, 2024，以及许准：《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其关税战的整体构想——美国关税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新经济》2025年第6期。

[16]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新华社，202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