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饮茶场所的讲究，在唐代已开其端，至两宋则蔚为大观。“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城市与乡野，处处有茶肆。茶肆，也称茶坊、茶馆、茗铺、茶邸等，是宋代重要的市民公共空间。从《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鸡肋编》《武林旧事》《清明上河图》《梦粱录》等典籍图画中可知，宋代茶肆主要有固定茶肆与流动茶肆两种，前者多位于交通要冲之处，后者主要靠茶贩推车、提瓶，穿梭贩茶。

　　为招徕顾客，茶肆先从装修上着手。高档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再以“插四时花，挂名人画”“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装点门面。茶肆挂画种类繁多，不仅有书法字画，还有名人画像。司马光于北宋德高望重，“光殁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以表敬意。茶肆还设棋局，请人吹曲作乐。悬挂名人字画能带来广告效应，可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许多茶客慕名而来，在品茶畅谈之余，还能欣赏名流墨宝。悬挂名人字画逐渐成为茶肆经营的重要宣传手段。久而久之，人们将品茶与赏画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讲官啜茶观画”，苏东坡言：“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因茶肆与字画结合，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其中，茶饮也朝着文人化方向发展。茶肆与画几乎形影不离。品位高雅、环境清幽的茶肆，成为士大夫会友的首选之地，“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可见那时的茶肆已然成了一个“花竹扶疏”的去处。

　　茶肆还扩展经营类目，按四季或节日需要，增加许多不同门类的消费品，使茶肆经营更加多元化。“四时卖奇异茶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还出售各类“凉水”，如“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儿、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香薷饮、五苓大顺散、紫苏饮等”。有时，茶肆会遇到自带茶团的客人。陆游便曾“裹茶来就店家煎，手解驴鞍古柳边”。

　　除经营茶饮酒菜外，茶肆还会售卖服饰、字画、文玩之类。《东京梦华录》卷二中记载：“潘楼东去十字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游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灵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病卧舟中，闻茶肆多有求售”。若是店面较大，有上下两层楼，还可提供其他服务。如《夷坚志》“京师浴堂”条中载，有一外地任职的官员本要到吏部参选，但起得太早，吏部还未上班，于是想着先到一茶邸小憩等待，但他没想到，茶邸中竟是浴室。

　　说书艺人在茶肆中搭台开讲，饮茶者一边品茗一边听书。有的艺人长期在某个茶肆表演，茶肆也会因他闻名，或因他讲述的某种话本故事而得名。例如“王妈妈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或是因为艺人讲述这类故事而得名。在这样一种宽松、休闲的气氛中，茶客们边啜茗，边听丝竹、说书，或赏书画，或观棋，真可谓“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一处茶肆、一盏清茗，宋人在茶色、茶香、茶趣中营造出诗意空间，使美的氛围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两宋的茶肆已不仅是饮茶休息之所，还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交际场合，是家具陈设种类齐全，集饮食、交流、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饮茶空间。

　　梅尧臣在《南有嘉茗赋》中生动描绘了宋人饮茶的风气：“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而不宁。”无论何种职业、阶层、性别，都有饮茶需求。当茶肆成为各色人等汇集之所，茶客在茶肆中的见闻与活动，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比如《老学庵笔记》载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豢养的一只狮猫走失了。临安府为找到这只狮猫，马上“图百本，于茶肆张之”。由此可见，茶肆的影响力之大，辐射面之广，甚至可以说，茶肆是宋代各种消息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宋季三朝政要》载，南宋宝庆年间，宰相史弥远为对付政敌真德秀、魏了翁，传出消息：谁能弹劾这二人，就授予高官。有个地方小官员梁成大，听说这一消息后，每天跑去茶肆中恶意诋毁真德秀、魏了翁，消息果然很快扩散，史弥远大为惊喜，擢升梁成大做了言官。为了防止泄密，宋廷还于咸平二年(999)四月下诏：“自今除守关人外，并须着宽衫出入，不得入茶坊酒肆。”不止宋代，历代多有禁止一定品级官员进入茶坊酒肆等聚集地的命令。如清代顺治年间就有“禁止二品以上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的规定。

　　茶肆只是城市社会生活之一端，却广泛地出现于宋代笔记与话本中。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官差带人去抓宋四公，作者特别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门前开着一个小茶坊。众人入去吃茶，一个老子上灶点茶。”茶肆成为许多故事发生的空间。它是交际行骗之处，在《简帖和尚》中，和尚交代僧儿送金钗简帖的重要情节，就发生在茶坊里。正因为僧儿送简帖之事，直接导致了皇甫夫妻不和，才引出后文骗妻的故事。茶肆也是迸发爱情火花之地，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范二郎与周胜仙一见钟情的地方就是茶坊，他们在茶坊中巧妙互通信息，使故事摇曳多姿。茶肆还是落魄文人士子发迹之地，在《赵旭遇仁宗传》中，赵旭在茶坊题壁作诗，以为“姓名已在登科内”，却不想一字之差被皇帝斥责，潦倒度日，后又在茶坊巧遇仁宗，这才青云直上。茶肆更是夫妻重逢之所，在《夷坚志》中，徐信妻在建康夜市的茶肆中休息，意外与前夫相遇。一间小小的茶肆，见证无数悲欢离合。

　　直到明清，茶肆依然是小说中常见的场景。《水浒传》第三回，史进在茶馆里向茶博士打听经略府的情况；第十八回，何涛向茶坊里的茶博士问郓城县早衙和值日的押司的情况。茶肆让日常生活里的细节有了真实的背景。

　　茶肆也是失物招领处。宋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茶肆高风》记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在汴京樊楼旁，有一间别具特色的小茶肆。熙丰年间，有一位李氏客人在此与旧友聊天。临走时竟将一包金子忘在了茶肆。想到茶馆之中，人来人往。他不抱任何幻想，连问都不问一声便拂袖归去。多年之后，李姓客人故地重游，经过小茶肆门前时，想起这段过往，便与同行的伙伴聊起了丢金子的事情。他们的对话恰巧被茶肆老板听见，老板便将二人拦住，上前询问详情。当问清李姓客人和那位旧友的穿着后，茶肆老板竟将金子如数奉还。后来，老板又将李姓客人带到楼上。客人大开眼界——只见其中皆为客人遗失之物，有伞、屐、衣服、器皿等，每一件上都各有标记，封记如故，标注着“某年月日，某衣着官人所遗”。如此拾金不昧之人，堪称北宋茶肆行业的典范。

　　宋话本《阴骘积善》也记述了发生在茶肆里的拾金不昧的故事。店主一番“重义轻利”之话，掷地有声，润泽着茶肆中的一脉清气，彰显着宋人的气度和风神。这样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宋人市民意识的萌芽。

　　茶肆作为宋代文化与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记录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口，对我们当下如何营造出更多富有文化底蕴且触动人心的生活与艺术空间，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谷文彬，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