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部分民企实行 4.5 天工作制，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局部来看，它确实能提升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激发员工积极性，促进企业创新。然而，要大规模推行却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不同行业的生产节奏和业务需求差异巨大，有些行业可能无法适应这种调整。另一方面，企业成本的增加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包括人力成本等。但如果能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和推进，或许能找到适合的推行路径，让 4.5 天工作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

与大疆、美的等大厂严控加班相呼应的，是近日部分浙江民企开始自觉推行4.5天工作制。

强制下班、提前开启周末的趋势在我国显现，迅速登上热搜。

这样的现象有何成因？能否大规模推行？

让一部分人的时间先“富”起来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的全国两会，关于“反内卷”的举措建议也备受关注。

而具体到各个相关企业，从加班到严控加班，再到4.5天工作制，趋势兴起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背后不仅存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也有不同公司因时制宜的自身需求与主动性。

“既有市场自身的呼声，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詹宇波对第一财经表示，“内卷”和竞争激烈，是人才市场长期热议的话题。因此，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光，趋势兴起就很容易获得认可，也具有内生的动力。

与此同时，这也是市场演进所形成的自然需求，可以在其他发达国家找到相关印证，比如日本。詹宇波解释说，曾经处于快速经济发展时期的日本，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变，还由此延伸出了一个概念，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的收入增加，就会让工作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让闲暇时光变“贵”。

根据詹宇波的观察，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当下，不少中国外贸企业在出口产品时，也受到了来自欧盟等地的相关限制或贸易保护，即不接受有加班记录的产品出口，从而提高了中国产品进入的壁垒，“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又形成了反向的促进和倒逼，从而和现在的呼声或反思形成了呼应”。

“我们其实在去年12月就已经策划好了，特意安排在2025年农历新年前发布，算是给全体员工一个惊喜。”作为率先推动4.5天工作制的制造贸易企业，浙江动一新能源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竺建达告诉第一财经，他们落地4.5天工作制已有两个月。目前只针对产品经理、ID等设计类岗位，目的是让他们自主支配的时间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创意质量。“自由度高了，他们的主动性也不一样，自发组织了很多学习活动，是工作、学习都兼顾了”。

竺建达认为，公司推动工作制改革主要是考虑到传统制造型企业的流程化工作模式并不利于设计类的员工发挥创意。而公司从工贸一体向品牌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基础，在这样的过程中，公司整体的组织能力和高绩效人才厚重度有所提高。

位于杭州临平的“跨境鞋服第一股”子不语集团有限公司也在今年2月开始实施4.5天工作制。用公司CEO陈才雄的话来说，愉快的职场体验更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也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这种考虑下，员工平均年龄在28岁的他们推行4.5天工作制，以激励员工提升工作效率。不过，目前实施的4.5天工作制并非强制。完成既定工作任务的员工，周五下午可以选择休息。

对这家公司而言，扭亏为盈的业绩是实行4.5天工作制的契机——2024年，该集团年度净利润将达到约1.4亿元至1.6亿元。其背后的动力同样是品牌化战略转型。据陈才雄称，2022年上市前，公司实行一周双休一周单休的工作制度。2023年，集团在业绩下滑、出现净亏损的压力下开启战略转型。除了调整存货结构，布局新兴市场、聚焦打造多个核心品牌等策略之外，通过运营管理的智能化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效能。

传统制造业是否合适？

就当前的实践而言，4.5天工作制还主要存在于贸易和设计领域，或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相对高的产业。那么，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说是否合适？

詹宇波认为，当制造业的标准化流程以及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就会减少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依赖。但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企业，要想增加产值和收入，一方面需要持续提升制造水平，提高产出效率；另一方面，仍然较大程度依赖人力及劳动时间。“客观地讲，如果减少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考虑到产出和劳动时间挂钩的话，相应产出也会降低，不一定所有企业都能接受”。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不同地区或行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有些地区的劳动者可能愿意增加劳动时间，牺牲闲暇时间。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主要吸纳了这样的人群。因此，詹宇波提出，4.5天工作制在制造业并不适合强制推行，更应该是企业自愿为之。

竺建达表示，公司的制造工厂执行的并非4.5天。为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工厂端的做法是进行薪酬改革，把压力传递给管理团队，通过提升满勤效率，来提高小时工资。考虑生产的特殊性，他们在确保整体效率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排班、轮班的方式，既保证产能交付，又保障一线员工的基本权益。这样的改革，使得蓝领岗位“招人难”问题不再，“今年2月底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招聘目标，对工厂端是个很好的开始。”

事实上，根据公开报道，早在2020年7月，浙江嵊州就出台政策，开始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但最终落地并不理想。嵊州第四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9成左右。在法人单位中，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比约76%。位居前两位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约占41%）和建筑业（约占35%）。

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当前更迫切的因素是国际贸易壁垒的要求，这使得企业不得不对工作制度进行调整，并在供应链的效率提升上下功夫。

据潮新闻报道，乐清法拉迪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巨荣表示，海外客户对他们员工的职业健康保护越来越重视。如果达不到要求就无法通过供应商资格评定。这也让客户的要求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倒逼他们花更多心思去改善员工职场待遇、让科技赋能生产线。

中企的品牌化和国际化战略升级，也是主动拥抱工作制改革的动力。

竺建达说，从品牌的国际化看，4.5天工作制更能吸引创意型人才。他们可以选择灵活的作息时间，去宁波、杭州、深圳甚至海外的分公司办公，也可以选择去各类展会、博物馆、旅游景点等地获取灵感。

“针对关税挑战和经济下行，我们还是会坚持走品牌化出海道路，坚持产品原创和技术创新。”竺建达透露，除了品牌和产品做好“出海”外，公司也会去海外布局生产基地，以应对关税的挑战并降低整体的物流成本。同时，还会在部分核心区设置当地的销售和市场团队，提高整体的品牌营销能力。未来，不一定会继续缩短工作日，但会考虑灵活办公的模式。

在詹宇波看来，制造业的升级对于效率和就业的平衡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最怕的是两者不协调。”他认为，如果大规模的自动化提升了产出效率，而制造业人力需求下降之后、服务业又没有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那么就会导致劳动者获得收入水平低或者是就业水平低，因此需要重视二者间的平衡。比如制造业在逐渐增加自动化水平的同时，要通过服务业为从流水线上退下来的工作者创造新的岗位、提供良好的收入，进而通过消费消化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产能增加，提振消费，从而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