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如同一道光照亮了农村发展的新路径。文件中揭露了小农分化这一鲜为人知的内情。小农分化现象在农村逐渐凸显，一些传统小农面临着经营困境，部分农户开始转向多元化经营或与其他经营主体合作。这背后反映出农村经济结构的悄然变化，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旨在引导和规范小农分化，推动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广大农民开辟更广阔的增收致富道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 谭同学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导读】今日（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建设和治理水平。其中强化耕地保护，确保省域内年度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等内容，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

本文指出，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加剧小农分化，部分具备一定资本积累、现代技术和大市场对接能力的小农户，得以迈入资本和技术型农业的门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小农则继续从事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而将家庭收入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外出务工。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让“大户”如虎添翼的同时，也将普通小农甩向市场边缘。

作者指出，资本、技术、市场能力的分野不仅导致了经济问题，更在撕裂乡村社会——教育断层、养老危机、文化衰微、边疆空心化等隐患正在发酵。而金融资源外流与城市资本“吸血”农村，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失血与失衡。

作者指出，面对分化，一刀切的“规模化农场”或“维持现状”均非良策。中国小农与现代农业相衔接，需要坚持群众路线，走“精细分类支持”的道路：对能人小农提供金融、税收优惠，助其升级为现代农业主体；对半工半耕户，重点解决技术、资本与市场对接难题，警惕“公司+农户”模式的风险转嫁；对兜底型小农，强化社会保障，确保其有尊严的生活底线。其关键在于“民办公助”——党政组织与社会力量需以公益姿态介入，避免资本对小农的二次盘剥，同时推动乡村社工人才下沉，让帮扶真正“乡土化、在地化”。而这也是中央1号文件保障的重点所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1期，原题为《农业与信息双重革命中的中国小农》，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农业与信息双重革命中的中国小农

小农生产，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乡村中的主要生产形式，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被政社合一的集体化生产代替。自80年代初开始，小农生产再次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释放出了惊人的活力。但是，90年代中期，小农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由于还要承担教育、医疗、交通、水利乃至民政优抚等公益事业成本，在深度卷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遇到了种种困难，最终导致了上世纪末的“三农”问题。本世纪初我国免除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新时代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小农何去何从，再次成为思考农业、农村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方向、路径，无从回避的问题。

▍农业革命与信息革命正在加剧小农分化

无论在“三农”研究、政策实践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农”都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在一定的语境下，它的大致含义无疑是相对确定的。可是，如果细究起来，广为流行的“小农”概念，却并不那么清晰。通常说到小农，似乎总意味着生产规模微小。在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的国情下，这种理解不无道理。但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和经营的角度看，对小农最大的误解，恐怕也莫过于此。事实上，经营规模小，尤其是土地利用规模小，只是小农非常表面化的特点。假若一对夫妇经营两三亩大棚蔬菜，仅从耕作面积看，无疑是十分狭小的。但是，他们所要投入的资本、化肥、农药、机械等现代农用物资，以及现代种植技术，却并不少，每年投资往往数十万元乃至更多。这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农”，而是现代集约型农业生产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小农作为一种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更本质的特征首先在于主要依赖第一产业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源和非机械化劳动工具的投入。而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劳动密集投入，但与传统小农相比，更为根本的特征是日益依赖化肥、农药、机械、良种和现代种植养殖技术等第二、三产业要素。再者，从生产目的上看，小农生产和经营相对于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而言，主要是自给自足，而不是将市场交易作为首要目的。

对小农的另一个重大误解，是通常将之当作一个整体。事实上，小农从来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分化，并且，其分化也是动态的。历史上，小农之所以在唐宋之间从门阀势力、世家大族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生产常见的主体，在法律上靠的是解除人身依附关系，在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上靠的是均田。可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土地流转加速，小农很容易失去土地。在宏观上，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土地集中趋势；在微观上，相当一部分小农失去土地，即濒临经济破产。在没有大规模第二、三产业就业空间的情况下，小农在经济上的分化，会在社会层面带来治理风险。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反复探索、试验，找到了一种让小农基于宗族集体合作经营，相互提供社会保障的模式，来降低小农分化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风险。但当小农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仍有可能超出宗族力量所能调控的范围。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小农的生产和经营，还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压榨乃至军事胁迫、入侵的冲击，以致大量破产。面对工业化的外敌入侵，中国无疑急需推进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在几无可能获得外部资源、技术的情况下，中国后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天然地要依赖农业。而这种需求，远远超出了小农生产所能提供的农业剩余。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于是成为一种落实赶超战略的选择。要让上千年来习惯了以家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小农迅速实现集体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从宏观上看，这条道路却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完成了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当这种原始积累得以完成，第二、三产业初步具备了反过来为农业提供化肥、机械、农药和良种的能力时，小农作为社会化生产的主要形式再次得以回潮。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小农所面临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已发生根本改变。其中，极为关键的变化莫过于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它们已经并将更进一步深刻影响小农的生产经营，以及小农的分化和社会重组。

所谓“农业革命”，指的是化肥、农药、机械、良种和现代种植养殖技术等第二、三产业要素，渗入农业生产过程带来的变革。由于它首发于化肥、机械在农作物种植领域的运用，因此也常被称为“绿色革命”。工业化是农业革命的前提，没有相对充足的第二、三产业要素供给，农业就不可能摆脱小农生产方式。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即使不用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小农生产所得往往也只能让绝大部分人口长期徘徊在饥饿与温饱线之间。一旦在小农经济有所发展而带来人口膨胀之后，抑或遇上自然灾害，小农分化就会加速，相当一部分小农就会濒临破产。在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生产条件下，初期通过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大规模兴修水利以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可灌溉耕地比例，确实使农业剩余有所增加；但由于农业剩余要用于工业化原始积累，农户生活水平依然不高。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能够投入农业的第二、三产业要素日益增加，开启了农业革命的步伐之后，才真正告别饥饿。农业革命给中国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带来了此前无法想象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当粮食产量于80年代中期能让全国人民温饱有余之后，农业革命迅速体现为肉、蛋、鱼、新鲜蔬菜、水果摄入比例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农作物的种植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革命还大幅度降低了农业强度，释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多数小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主要来源。

农业革命对于小农而言，带来的并不只是积极的影响，它也给小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农业革命意味着，农业不再是小农依靠简单劳动工具在既定土地上不断增加劳动投入，而是日益依赖第二、三产业要素投入。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机械、良种和基于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的现代种植养殖技术，无一不意味着成本增加。农业因此日益清晰地分化成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第二、三产业生产要素占主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农业；另一种是以第二、三产业要素为辅助，仍主要依赖劳动密集投入的简单再生产。在大市场交换中，能有可观利润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小农生产已几无利润空间，如果劳动力本身有其他就业机会，将劳动投入计为成本，则从事小农生产甚至是亏本的。小农往往缺少资本、技术和对接大市场的能力，因此难以迈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门槛。更何况，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虽然有潜在的高收益，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的高风险，而小农难以承受这种风险。在农业革命发展到让小农温饱有余之后，精壮劳动力投入劳动密集型小农生产不再划算，只能退出农业。但是，城镇第二、三产业短期内也无法让这部分人彻底走出农村。由此，通过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工，长期保持以家户为单位的半耕半工状态，成了常见现象。这表现在小农生产上，即农业生产主力大多是老人。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一部分小农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能力，迈入资本和技术型农业门槛，能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获得可观的利润。他们中的少数变成了所谓的“大户”，甚至升级为现代农业公司的经营者。大多数小农因为缺少资本、技术或大市场对接能力，只能维系劳动密集型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而将家庭收入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外出务工。这部分人中，因为家庭结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务工能力乃至市场机遇的差别，也有明显分化。另有少量小农因为种种因素，连以半工半耕的方式实现劳动密集型农业简单再生产都有困难，是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重点工作对象。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数字技术和设备在农村和农业生产中日益得到广泛运用，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正在放大农业革命加剧小农分化的经济社会效应。在可预见的将来，它毫无疑问还将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新时代农业革命的主要特征将会融入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要素。在农业革命过程中迈入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门槛的经营者，更容易利用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更新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智能化。靠自身力量本就无法迈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门槛的小农户，若无外来力量帮助，在信息革命过程中，大概率会由于数字技术鸿沟、大市场交换的优胜劣汰效应，被进一步拉开差距。

▍小农深度分化必带来划时代的社会变革

当代中国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带来的小农分化，较之于传统社会中的小农分化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革命造成的小农分化，无疑有本质区别。这不仅体现为当代中国小农有大量进入第二、三产业的机会，更体现为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小农平等拥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国家和社会帮助托底的脱贫和发展机会。由此，在当代中国农业革命过程中，并未出现一大批农业无产者；哪怕是最不善于经营的群体，也有经济生产和尊严生活的底线，颇有“隐性农业革命”的意味。这种小农分化从根本上是积极进步的，也是经济社会平滑转型的重要根由。

传统的农业生产总体上是劳动密集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的小农分化结果可能悬殊很大，但分化机制本身是浅层次的、简单的。因为分化主要体现在财富、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上，一旦这些东西被重新分配，小农很容易恢复到分化水平较低的状态。即便宗族的调控能力有限，只要国家能重新实现土地均匀配置，小农生产经营即能得到恢复和重新发展。与此相比，当代中国农业革命叠加信息革命形成的小农分化，在程度和性质上是深度的。由于现代农业技术运用和大市场对接能力，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差别无法通过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抹平，分化后的小农也就无法靠简单的均匀配置生产资料，获得均衡发展。

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有无可能在使一部分农户升级为大户乃至现代农业公司经营者的同时，让其他小农整体性地融入第二、三产业，从而让小农退出历史舞台？在“三农”问题较严峻的世纪之交，这或许是一个难以设想的议题。但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较为乐观的观点：中国小农生产效率过低，理应且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规模化的现代农场。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不仅小农生产，即使是老人农业，也并非没有效率。还有一些观点主张，推动小农基于自愿合作或组织化，甚至以集体经济的形式，与现代农业相衔接。

以上思路各有理据，但各自也都面临一些难题。如果走大规模机械化现代农场的道路，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85%甚至更高的水平（不含依赖农村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和养老的农民工），意味着我国第二、三产业还必须新增五六亿就业机会。从我国第二、三产业发展和世界市场格局变化趋势看，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看不到这样的前景。这也是中国必须推进乡村振兴和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至于维系现有小农经营和老人农业持续不变的思路，则面临着农村、农业和农民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跟上农业革命、信息革命步伐的问题。而小农合作、组织化乃至集体化的思路，还亟待解决小农的主体性、分散经营惯习及其组织成本难题。

既然农业革命暂时无法彻底完成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规模限制，而非技术限制，那么，单从生产形态看，即使信息革命进一步深化，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劳动密集型小农生产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并存的“二元农业格局”。因此，就小农发展趋势而言，不宜笼统地讨论它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即将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应该从更为细化的功能层面去考察。从经济发展功能的角度而言，自从农业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信息革命的成果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之后，在大市场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对传统小农密集型农业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小农实际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从小农简单再生产的角度看，在相当长时期之内，有一小部分小农虽然不再将农业当作家庭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却不得不将它作为维持老人养老和儿童教育的栖身之所。对于这类小农而言，除非被强行逼入城市贫民窟，否则客观上在短期内很难彻底退出。依中国国情来看，显然无论如何都应该努力推进乡村振兴，而不应走城市贫民窟的道路。

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既已开始，就不可能再回头，而只会以更快的速度加剧小农分化，带来划时代的社会变革。由于二元农业格局还将长期存在，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引导小农深度分化带来的社会变革走向。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并不完全依赖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传统小农密集型农业却又变成了再无盈利空间的经营行为。当代小农户经营形式虽然主要是半工半耕，但主要收入其实来自半工。因此，虽然从经营形态上看，当代半工半耕的农业与传统劳动密集型小农生产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有了本质变化，当代小农户不再追求通过精耕细作，来实现农业产出的微量增长。结果是在中西部地区，大量耕地被抛荒。从小农微观经营的角度看，这自有道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符合理性逻辑的。但从宏观上看，大量耕作条件良好的耕地抛荒，既是资源浪费，也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从农村经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小农深度分化给农村金融带来了重大变化。在二元农业格局下，绝大多数小农户虽然有融资需求，却无盈利空间，金融通过正常商业循环进入农村的空间大大被压缩。这造成了近二十多年以来大量扎根农村的金融主体，主要是从农村汲取金融资源，却很少在农村发放贷款，无法反哺小农。对农业、农村发展而言，金融的重要性不亚于血液对人体的价值。大量金融资源外流，首先会对农业、农村发展构成直接限制；其次，还会推动城市土地、房产等资产价格虚高，不少地方政府为土地财政和推动土地、房产金融化，还以医疗、教育为资源杠杆，引导甚至“逼迫”农民到城市买房、租房（以便看病、送孩子上学）。在宏观经济调整和世界经济格局深度变动时期，大量城市工商资本找不到出路，却无法融入农业、农村发展，不仅资源闲置、可惜，甚至会滋生经济风险。

小农深度分化还会给乡村振兴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经过长期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后，中国小农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由于小农深度分化，依然不断会有从事中低端农业经营的小农。因为有国家扶持，他们不至于出现大规模返贫。但无法与现代农业衔接，这会制约他们从脱贫迈向乡村振兴的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干预，小农的社会分化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并酿成新的社会问题。深度分化的小农在价值观上，也会出现重大差别。在开放社会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多元化，既无可避免，也未必不是值得期待的进步表现；但这客观上会使乡村社会中大量需要集体配合的公益事业，难以形成共识，甚至增加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

这种分化还容易造成社会心态失衡。在很多具体的社会问题上，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变化，必将影响传统优秀乡村文化的传承及其创造性转化。传统乡村文化中社会互助、尊老爱幼的内容，随着社会结构破碎化而面临巨大挑战。如今，乡村文化日益理性化，偏重算计，社会互助弱化，滋生出一些或新或旧的边缘群体文化乃至邪教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社会合作减弱，还会使得各种非传统社会安全问题的治理，不再能靠村民团结自行解决，而是日益依赖正式组织的力量，抬高了乡村治理的成本。在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这些因素也将使得农村养老日益难以依靠传统方式完成。加之现代社会化养老方式需要一个发育过程，其转型过程势必挑战不小。种种分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条件较好的农户陆续将子女送到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大量从事中低端农业经营的小农则不得不依赖乡村教育。随着城乡教育急剧分化，后者的教育获得感，以及通过教育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这些问题在一些耕作条件相对较差、农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信息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再加上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影响，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给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农带来的挑战更为显著。小农分化、转型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不无转化成民族问题的可能。此外，小农深度分化还会加剧边疆地带农村的空心化，这给低成本地构建立体化边疆治理和安全体系带来了不少困难。

▍基于群众路线民办公助的精细分类支持

如何将小农深度分化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导向有利于农民、农业、农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方向，是当代中国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从宏观战略上说，大部分小农显然不能只是作为消耗城市各种过剩产能的“韭菜”，发挥消极功能，而应以某种方式嵌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实现与现代农业相衔接，才能成为促进农民、农业、农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力量。从微观实践上说，在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条件下，无论是党政组织，还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抑或社会公益人士，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从外部帮助小农解决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等方面的困难，小农才不至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红利可望不可即。

当然，在小农深度分化的条件下，根据积累的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能力、经营能力，可细分出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小农在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从外部扶持小农，不能再用大水漫灌式的简单方式，必须对不同类型的小农进行精细分类支持，才能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粗略地从不同的小农应对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能力看，至少分化出了一部分能人，已初步具备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能力。但是，他们还远没有达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那样的规模和经营水平，总体上还只是小农当中的佼佼者。对他们来说，如果在金融、税收等方面能够获得适当的优惠政策支持，即可依靠自身力量，继续推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再兼顾第二、三产业，实现“产、供、销、加一条龙”发展。

小农深度分化过程中形成的第二类小农，是那些依然依赖劳动密集型农业实现简单再生产的小农，他们数量最为庞大。若再细分，他们内部又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打工为主、以务农为辅的小农户，二是以务农为主、以不定期打工或就近打零工为辅的小农户。他们虽然没有弱势到仅仅把农业经营当作社会保障的地步，都还在努力追求提高农业经营收入，但事实上依靠自身力量长期无法迈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门槛，无法赶上信息革命的步伐。对于这部分小农户而言，来自外界的支持，应当把重点放在帮助他们解决资本、技术及大市场对接问题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风靡一时的“公司+农户”模式也会尝试为小农解决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问题，但除了成就了少量大型农业公司之外，并没有让广大小农真正赶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究其缘由，公司在本质上是市场主体，天然地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公司是优势主体，小农虽然在理论上也是主体，但在实践中常因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能力弱势，实际上依附于公司。大量事实表明，“公司+农户”模式常会出现有利可图时公司占了利润大头，而当经营面临风险时却将风险最大程度地推给小农的现象。

而在党政基层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公益人士扶持小农的过程中，小农依然是主体，这些外部主体的帮助是公益性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基于新型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模式。与“公司+农户”模式相比，民办公助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帮助小农解决资本、技术与大市场对接难题之后，这些外部主体并不抽取经济利润，而只分享农业、农村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精神荣誉。因此，只要适当地在制度上帮助这些外来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与市场风险，就会产生与“公司+农户”模式完全不一样的经济社会效益。

对于那些仅仅将农村作为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将农业当作社会保障的小农户，他们的家庭保留农业的目的并不在发展。对于此类小农户的社会期望，主要也不在承担多大的经济发展任务，而在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外界对他们的帮助应该侧重于夯实其社会保障基础，为他们提供能够保证小康水平、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针对小农深度分化的精细分类支持过程中，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公益人士及其支持小农的方法，都亟须进一步实事求是地乡土化、在地化。我国现有大量公益性社会组织、公益人士从事社会服务，在理念上依然过多地停留在所谓的“多中心治理”“参与式发展”等西式援助思维上，在手段上强调赋权多于赋能。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长期在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开展以赋权为先导的发展援助，但并未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导致社会参与渠道严重不配套，激发出大量新的社会矛盾，降低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自主治理的能力。

此外，在我国，能够响应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总体上多聚集于城市，较少扎根于农村。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样多集中在城市，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大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甚至面临着就业竞争激烈、职业内卷的局面。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依然高度稀缺，大量需要专业人才提供帮助的小农得不到有效帮助。从操作层面来说，可以让相当一部分地级市的高职高专乃至县级党校进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行列，大力培养熟悉农村、能下沉到农村一线的现代社会工作人才，对于帮助小农赶上农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步伐，促进农业、农村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