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版的开局之年。

　　“今年金融改革开放政策，将向着精细化发展，更加注重稳步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同时中国金融对外合作和发展将进一步展现欣欣向荣的新格局。”新年伊始，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改革工作组主管合伙人江海峰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围绕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诸多热点问题，就中国金融政策趋向怎么走、金融改革与开放如何进、人民币国际化怎么看、服务实体经济如何精、区域金融创新怎么做、绿色金融如何精等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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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精细发展注重制度开放

　　回顾2022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重磅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其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亮点。江海峰认为，主要有以下重点逻辑值得关注。

　　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稳经济的一揽子措施，从货币稳定、财政扶持等角度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比如在2022年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加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23条政策举措等。

　　第二，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五周年，金融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2017年下半年起，一系列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的相继落地实施，各监管机构相继发布包括《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等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

　　第三，加快金融创新实践的探索步伐。2022年，《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和《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等一系列重磅文件的出台，对于如何落地这些金融创新给予系统性的指导意见。

　　第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步推进。比如在2022年，银保监会推出《商业银行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等重磅文件。人民银行为了扎实推进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动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如果说2001年WTO加盟是中国金融开放1.0版的开始，2017年财政部宣布中国放宽外资金融业投资比例是金融开放2.0版开始的标志，2023年则是金融改革开放3.0版的开局之年。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之下，2023年金融改革开放政策将向着精细化发展，目的是优化外资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更加注重稳步扩大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速重启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各项自由贸易协定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全球，特别是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金融合作互动将进一步提速，中国金融对外合作和发展将进一步展现欣欣向荣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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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深化金融治理提升

　　2023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后疫情时代下“大国外交之年”延续的一年。新年伊始，中国也即将迎来包括美国、法国、菲律宾、巴西等多国领导人的访华，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江海峰认为，金融作为推进国家战略的重要引擎，也将呈现精彩的表现。

　　以“三环峰会”为例，中国积极与阿、海、沙各国开展互动，深化彼此的互补优势，在经贸合作、能源合作、绿色经济等领域寻找更多的合作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在峰会上达成了将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重要共识，点明了“石油人民币”“能源人民币”的大方向。自此，人民币将在世界货币交易量最大的能源领域中开拓出重要的应用场景，具有深远的意义。

　　随着国际业务往来的增加，我国外循环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亦日益增强。灵活的跨境投融资途径、汇率风险对冲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需求将会大量增长。

　　同时，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场景不断增加，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加速。可以期待未来市场中会诞生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人民币全球清算结算及交易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全球金融服务治理能力亦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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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吸引增加国际化前景广阔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展望未来，江海峰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

　　第一，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完善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引导境内外人民币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以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为抓手大力拓展人民币计价职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争取对矿石、有色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进行人民币计价结算。

　　第二，结合中国当前的对外开放布局，未来应以金砖国家、东盟、“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为重点平台，大力拓展人民币接受国数量，优先在东盟、中亚、中东等地区积极推进人民币货币区建设，并强化区域性货币合作机制。

　　第三，加快在岸金融市场开放进程，推动在岸与离岸市场良性互动，强化金融助力“双循环”格局。未来应继续完善金融市场建设，为境外投资者参与在岸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活动提供更广范围、更深参与、更富流动性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应将自贸区和自贸港作为金融开放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试点地带，探索离岸金融框架等。

　　第四，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时代机遇，加快央行数字货币与支付基础设施探索创新。我国要利用处于数字化时代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央行数字货币(CBDC)试点的地域和场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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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金融引领防范化解风险

　　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以来，中国的银行业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江海峰认为，下一步，银行业应当继续加大和深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充分把握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充分发挥金融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支持科技创新。特别是在“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领域，银行业可以通过探索差别化的信贷标准和技术手段，重点解决区域融资分布不均衡，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服务民生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另一个重中之重。银行业应通过进一步细分市场提升客户和服务的精准性，结合《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的正式出台，优化市民养老理财、养老储蓄、养老消费等一系列综合化民生服务产品，为不同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的群体提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服务。

　　在着力发展，深化改革的同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仍应是未来五年银行业的重点工作。近年来，银行业在妥善处置高风险中小银行，压降“影子银行”业务，规范资管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然而，2022年以来，银行业仍存在区域性中小银行风险事件。未来银行业应当继续贯彻压降杠杆，处置不良资产，改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状况，以进一步化解和降低金融行业整体信贷风险，为经济的总体平稳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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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营商环境解决外资痛点

　　“加强金融业开放不仅是履行中国入世承诺的体现，更是中国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推动自身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的主动选择。”江海峰表示，我国需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便于外资机构后续在华顺利地生根发芽，积极展业，从而借助外资进入带来的基于国际市场的合规、风控、交易、投资理念及外资机构国际化优势，弥补目前业务的短板，促进我国金融体系行稳致远的发展。

　　为了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首先应持续改善我国金融行业营商环境，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并不限于持续推进要素市场、机构市场、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降低税务、监管等政策的不明确性，积极推进数字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发展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的业务支持，加强金融立法等众多方面。

　　其次是应持续推进结合外资运营中的痛点，给予针对性支持的政策。比如实务中我们看到部分外资券商由于缺少牌照而业务开展受限，导致盈利情况不佳，又进一步增加了申请牌照的难度。建议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部分新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给予适度的业务准许，或在自贸区等特殊区域内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普遍希望开展的跨境业务进行试点，帮助外资金融机构度过展业初期的瓶颈期。

　　此外，我们也呼吁，外资金融机构保持信心，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开放政策，积极应对在我国市场展业中的挑战，错位竞争，更加大胆地投资和发展，从而更好地享受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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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协同创新助力科创金融

　　2022年11月，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简称《方案》)。这一《方案》是继济南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后，对科创金融发展模式的另一次大胆尝试。

　　江海峰分析称，《方案》旨在推动打造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在建设长三角协同创新体系、健全科创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推动科创金融产品创新、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科技赋能金融等方面共提出19项具体政策措施，为科创金融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和新发展思路。

　　在后续实施中，鉴于试点城市的科创发展基础与科创建设目标不尽相同，如何求同存异错位共赢、如何借助各市特点形成区域发展合力、如何协作健全配套机制、如何提升金融监管科技水平、如何推进科创业务标准化制定等，在《方案》落地时将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落地方面，建议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科创金融服务主体一方面可从业务端、管理端和支撑端综合发力，制定因势、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创金融具体解决方案，进而有效提升对科创企业的精准滴灌能力。另一方面，多方主体可以通过联动来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协同创新，打造试验区科创金融的特色生态，逐步探索出在全国范围可复制、可推广的长三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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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三大区域

　　深化金融开放

　　“上海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海纳百川，放眼世界，目前集聚了最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已初步形成了全球金融机构的集群效应。”江海峰指出，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更高能级，未来建设应重点聚焦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发挥其引领作用。

　　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十四五”规划的顶层设计，继续推进“两中心、两枢纽、两高地”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提高“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特别在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互联互通、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国际资管中心的建设，绿色金融等领域重点发力，在全国范围中起到“老大哥”的引领作用。

　　数字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发展应依托其广东地区的深厚科技产业基础以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金融科技为重要抓手深化内地与港澳的金融合作，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基础设施深度对接，运用科技提升监管协调，促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继续完善跨境理财通、债券通及沪深港通、基金互认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渠道，继续成为先行先试探索的标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以及中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海南将在中国金融改革大棋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面临两年后封关的机遇，海南可以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为代表性的众多优惠政策为抓手，为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等各方面的自由积极准备，探索出一条有海南特色的金融改革开放之路。

　　此外，行业方面，未来在进一步畅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渠道的同时，也应关注外资机构在国内展业时遇到的具体问题，针对性地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监管透明化和市场国际化，推动制度建设、营商环境、行业自律、市场机构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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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加码

　　信批要求提升

　　实现我国的“双碳”战略作为在“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国家战略，将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发展升华。江海峰认为，2023年绿色金融的发展具体在以下的领域特别值得关注和期待。

　　一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202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发布《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证监会和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先后发布《碳金融产品》《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等。2023年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绿色金融领域相关的标准体系推出，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是绿色金融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提升。2023年监管机构在绿色金融尤其是环境和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应提前做好准备，以及时应对监管机构日益提升的披露要求。

　　三是绿色金融相关的激励措施进一步强化。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2022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2023年监管机构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领域的激励措施，不断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引导资金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

　　四是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2022年12月29日，IFRS与中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将ISSB亚大区(亚洲-大洋洲)办公室设在北京。在2023年我国政府将会更加重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相关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在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