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帕提亚带给我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思索。她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珍贵样本：女人可以不需要爱情。这种“不需要”并非觅而不得的选择，而是从来就不需要——既不需要寻觅，也不需要被寻觅。她的灵魂殿堂里根本没有爱情一席之地。

　　对希帕提亚的思考当然不在于要倡导女人不要爱情或婚姻。男女相吸、阴阳互抱是自然界的现象规律，也是社会学的伦理基础。我们可以列举无数例子证明阴阳平衡的好处，尤其现代婚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诸如此类。但，抛开这些不谈，谈一谈灵魂——这个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的灵性所在。希帕提亚来到这个世界的全部使命就是探究天体的奥义，离真理近一些、更近一些。她既不爱贫贱的奴隶也不爱高贵的总督——她不对任何男人产生爱情。她为她的灵魂而活。她使我们发现并承认一个非凡的事实：有些女人就为真理、哲学、艺术而来。很难估测这样的女性到底有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但我相信很多饱受爱情或男人折磨的女人们，她们来到世上的使命或许就是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教育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改变世界，只是她们不知道，她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那张操控她们心智的社会文化与习俗的网是如此庞大和坚固。

　　影片《城市广场》观后感

　　当一个“义愤填膺”的红卫兵对一个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痛下狠手、而这个“阶级敌人”不过是身边熟悉但抱有不同观点与世界观的普通人的时候，在这个红卫兵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支撑?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受一种“创造新天地”的激情与正义感的驱使而对那些被认为是陈旧、腐朽、堕落的人和事采取一种残酷的手段予以清除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许多次了。“共产主义激情”较之它的那个老旧的版本“基督教热情”走得并不算太远。在某种情形下，一个贫穷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心里所澎湃着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无论以“基督”的名义还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他们所做的往往是相同的事———将自己所理解的“正义”绝对化、而把自己所认为的“非正义”放到被告席上加以审判。“道德”的正当性无限膨胀，终于吞没了追求“真理”正当性。

　　这部名为《城市广场》的电影以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女哲学家希帕提娅被反智的基督徒杀害的悲剧故事为蓝本，探讨了一个关于信仰/道德价值与理性价值在人心中之永恒冲突的话题。很难说剧中的情景一定符合历史实情(4世纪的基督教亚历山大学派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其实较当时其它基督教派别更多)，不过，该剧的叙事却为现代社会人们在信仰生活中遭遇的信仰与理性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个自我审视的角度。剧中达乌斯这个角色(女哲学家希帕提娅的奴隶)正好像一条线一般地将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态度连接了起来。受女主人的影响，达乌斯对哲学与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身为奴隶，又不时感受到来自女主人及其阶级的忽视乃至歧视。他内心的矛盾在4世纪亚历山大城基督教势力与多神教势力的激烈的权力角逐的大环境中终于演变成了一种艰难的抉择。他最终选择成为基督徒而离开了他的女主人、也就是选择了崇尚平等的道德价值而放弃了对真理的探求。他的选择是必然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奴隶，只有基督教所宣扬的平等思想能抚平了他作为奴隶的心理创伤;只有在基督教群体中，身为奴隶的他才会感受到拥有力量与被尊重的感觉。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生存处境往往压倒性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总体想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者”，所以，他必然是革命的。

　　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狂热的“基督兵”，用剑去为他的“主”而征战。他甚至亲手砸毁了他自己做的象征着哲学与科学的天体运动演示仪、从而与他精神中的另一半彻底决裂。很快，在激进的基督教主教西里尔(一个争权夺利的试图角逐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职位的野心家)的领导下，亚历山大城的异教势力逐步失势，基督教势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基督徒从过去的受迫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加害者。在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达乌斯终于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耶稣基督宽恕了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不宽恕他们?他的怀疑立即被一旁的“基督兵”否决了：“你胆敢把你自己比作基督”?随着形势的发展，亚历山大城基督教对异教的不容渐渐演变成了对基督教温和派的不容，激进的基督徒认为该城提督奥瑞斯提斯(温和派基督徒)之所以对异教徒宽容乃是受了不肯皈依基督教的女哲学家希帕提娅的蛊惑，为了打击提督，沉迷于哲学与科学之探求中、拒绝信仰基督教的希帕提娅成了政治牺牲品，她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基督兵”给活活地打死了，而此时作为“基督兵”的达乌斯，所能做的只有弄昏他过去的女主人，让她少受一点痛苦而已。

　　作为饱受歧视的奴隶，渴求正义的达乌斯站到了“革命”的新兴基督教的队伍之中。当“正义”的泛滥到了驱除理性的程度，达乌斯已经骑虎难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达乌斯的境遇就是20世纪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们的境遇———作为受压迫者，对正义的渴求赋予革命以正当性;伴随着革命的成功、革命的正当性被绝对化、革命的“真理”开除了一切别的真理，革命的“正义”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犹如“父子”，不同的叙事体系的背后隐藏着共同的心理、伦理结构与道德热情。难怪近来俄共总书记久加洛夫号召其党员读《圣经》、信基督教，理由是布尔什维克的价值观源于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无神论革命向有神论基督教的回归说明着一个问题：相似的结构必然导致相似的命运。当古代基督教因为受到罗马皇帝以及入侵的日耳曼蛮族君主的支持而登上凌驾于一切真理之上的“宝座”时，基督教的内部于是开始产生某种“化学”变化，基督教不在是站在穷人一边的、主张平等的革命的宗教了，基督教日益变得脱离人民大众、脱离对苦难的关照、而成了封建贵族势力的统治工具。基督教的腐败与堕落迎来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19世纪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批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把自己比作“马丁路德”，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他对基督教做的事其实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事。作为批判者的基督新教随着其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与世俗势力、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老路而失去了其站在穷人一边、关照苦难的的革命立场。就像大公教会的腐败与僵化招来了马丁路德这样的抗议者一样，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基督新教也同样招来的马克思这样的抗议者。而当马克思主义自身也登上了体制化“真理”的宝座，又会怎样呢?列宁斯大林开启的共产主义传统在我国的实践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当它失去了站在穷人一边的立场而高高在上时，它命定地召唤出了它新的抗议者——“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