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柳宗元墓志铭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译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一起得罪了武则天皇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掉了御史官。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能干，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当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进士科第，显露出出众的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正字。他才智突出，清廉刚毅，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典籍和诸子百家，言谈纵横上下，意气风发，常常使满座的人为之叹服。因此名声哄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要收他做自己的门生，众口一辞地推荐称赞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援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炼，象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分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现在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象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井，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象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头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铭文说：

　　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创作背景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作者介绍

　　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拓展：

　　韩柳是不同的两类人

　　一直以来，研究韩柳的人，比较多的倾向说二人为挚友，其实不然。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盖韩柳虽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处固不同，臭味亦非投契。”古代“臭味”二字不似现代用于贬义，而是指气味，是说同类东西气味相同。引申比喻气味相投的同类人。细品韩柳为文、思想和为人行径，章学诚说的不无道理。而只所以许多人把韩柳看成是挚友，是因他们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并成就了这一划时代事情，被后代人以“韩柳”相称的原故。其实，韩柳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柳宗元是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从不随意说人短长，即使终生困死在蛮荒之地，也没怨天尤人，任情向人发声。而韩愈疾恶如仇，不平则鸣。他以道统传承人自居，又持笔傲物，人不敢言他是非。一遇曲折，怨天尤人，呼天抢地；为求官求利不则手段。

　　二人性情相差如此悬殊，是不同的家境和经历造成的。韩愈一小没了父母，是哥哥和兄嫂带大的。韩愈科举和为官之路又非常不顺利，许多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加之恶劣的官场环境，要生存有时只能是不择手段。韩愈《上宰相书》、《潮州谢上表》、《祭裴中丞文》、《上李尚书书》、《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等遭人诟病，遗笑千古。韩愈乡贡中进士后，为求官职，亲伏光范门下，向宰相三上书。乞求垂怜，卑下之极。得不到回音，便仓皇出京，自嘲为东归。途中遇藩使(少数民族国使者)朝贡白鸟，作《感二鸟赋》并序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流涕感叹，人不如鸟。细观韩愈三次《上宰相书》，通篇持才傲物，狂言逼人，恐又是遭人不喜的原因。

　　韩愈这个人记人仇怨，他为得罪李实遭贬阳山令和永贞革新时没被起用，耿耿于怀，一直怨恨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待人宽厚，又深知韩愈为人，至死也没见他和韩愈分辩。

　　柳宗元从不和韩愈说冤情

　　而柳宗元在永州贬放了十年，其冤情也没见一字和韩愈道说过。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官拜中书舍人转右庶子，转年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不久又拜刑部侍郎，从宰相裴度讨淮蔡，可谓权高位重。据说，韩愈在袁州刺史离任时曾举荐八司马之一的韩泰自代，可却对柳宗元自始一字不提。

　　韩愈为人行事很奇特，许多时候求利做事不计其他。元和年间平淮西时，韩愈态度坚定，力主平藩。在当时情势万分危险的形势下，他扶助裴度，“一掷赌乾坤”。战前他独自冒险去汴州说服藩镇韩弘助朝廷平乱，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接着他又向裴度献计，请自“领精兵千人”入蔡州，去取叛贼吴元济。虽此计后由武将李愬执行，可一介书生有如此之勇令人敬佩。李翱在《韩公行状》记述了这件事：“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贼不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于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谓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不用起草而随口成文)为丞相书，明祸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丞相归京师。公迁刑部侍郎。”

　　淮西平叛成就了韩愈一段可圈可点的经历。而韩愈谏佛骨，又是一件是震惊史界的事，当时没有第二人敢做这种事，他也因此而扬名传世。可他因此事得罪宪宗被贬到潮州时的表现，以及《潮州刺史谢上表》却让后人不耻。“戚戚嗟嗟，与死日迫”，其卑下不及庸人。这时柳宗元已过世了。如在，观此行径，不知会作何感想。柳宗元贬柳州时也有《柳州谢上表》，例行公事，不卑不亢，心静如水。

　　古人写墓志不是白写的。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前用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托白居易写墓志铭，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按当时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是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很恋财，常替人写墓志赚钱。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宦官窦文场的养子裴均，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旧唐书》记载：“愈前左降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序饯锷(裴均子)，仍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元和十一(公元816年)年五月，被改官右庶子。看来作墓志铭写序也不能只图钱不看人。韩愈为裴均儿子作序让他在人生留下了难看的一笔。可柳宗元从来没见为钱而做这种事。柳宗元一贬十四年。以至于死，除己身镕铸经史，发为伟词，以自列于后世外，所有人事来往，及内外行谊，绝无一丝供人訾议之隙也。(章士钊语)这些前人都看的很清楚，清人何焯说：“韩、柳二公，在道义上东西相望，鸿沟宛然。”柳之品行，高韩一等。

　　不是挚友是朋友

　　综观韩柳诗文，二人的政治取向是不一样的，韩柳思想上许多地方是南辕北辙。柳宗元主张民本思想，“利安元元为务”；韩愈《原道》持诛民学说，言“民不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侍其上，则诛”。把百姓当成俎(zǔ古代割肉的砧板)上肉，任意宰割。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论天道，痛批他天能“赏功而罚祸”之说。柳宗元主无神论，反封禅；韩愈则上表请封禅。韩、柳后来论史官，论为师，论从僧游种种，随处皆异。韩愈诗文，气势磅礴，电闪雷鸣，可他骨子里是守旧保守的，他不敢越皇权雷池一步。这也是宪宗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而柳宗元奥古叛逆，时时刺痛那个社会的命脉，这也是宋以后，尤其是清代行文字狱，士大夫不喜欢和不敢学柳宗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官的学柳宗元，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就是今人评柳也有说柳宗元不识时务的。尽管如此，两人终生都以朋友相称。韩愈“坦夷尚义，待朋友始终”。

　　韩愈这个人很仗义，提携了不少年青后进，这都是很让人敬佩的。两人的个人私交还是很深的。梳理二人一生的交往，韩愈长柳宗元五岁，前后一年中第，御史台一起共事，年轻气盛，交往甚欢。随后柳宗元十四年处贬地，而韩愈前十年也浮沉名场，不得善处。期间文字交往，虽看法有异，可没有交恶可寻。这在古时人生交友是很值得称道的。

　　韩愈一生狂放傲世。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崔群是韩愈和柳宗元的共同朋友，胆略机智过人，做过宰相，平生致君及物，不计文章小道，纳才结友，求同存异。韩愈对此不解，曾对李程说：他与崔群交往二十年了，敦诗(崔群字)不与退之(韩愈字)说著文章。沾沾自喜，以为崔群文不及己，不敢与他谈说文事。其实，崔群和柳宗元都深知韩愈为人，就是听了这样的话，也只会莞尔一笑。刘禹锡说韩愈太轻薄，只不过别人不与他计较罢了。所谓朋友，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字在甲古文里，是两只同一方向的手，表示以手相助，引申为同志，志趣相投的人。而挚字源于《诗经毛亨传》说：“鸟挚而有别。”是说雌雄鸟情意深篤，和别的鸟表现不一样。人要是挚友应象挚鸟那样诚恳亲密无间。韩柳之交不是如此。

　　韩柳是一生的好朋友，是古文运动的战友，但不是挚友。清代全祖望《韩柳交情论》说：“古人于论交一事，盖多有难言者。”看来他对韩柳的交情也是看不透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有一段关于当时人际交往的描述，恐怕会解开这一奥秘。韩愈绝不会无来由的在文中单独添加这样一段话。韩愈说：“士穷乃见节义。”这显然是有感而发。韩愈说：你发达了，人们酒食游戏追逐你，装模作样，强以笑语取悦你。可一旦你失势了，就反目象不认识一样，不但“落陷阱”不伸援手，反而排挤你，落井下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而这些是禽兽夷狄都不忍做的事。韩愈慨叹说：“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愈对柳宗元为人佩服之至。韩愈很少有他佩服的人，唯有柳宗元。象韩愈这样性情的人都能和柳宗元终生相交不易，柳宗元的人格魅力是可以想见的。时光过去千余年了，韩柳两人的影子还在相互交织着。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韩愈是柳宗元一生交往的朋友，虽其思想及处事理念不同，可并未影响到两人的友情。社会和生活是多样的。古人交往和相互间的友情，今人有时会看不懂，可是他们传流在历史长河里的情感和友谊还是总会不断地让后人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