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业工人面临的供需缺口、结构性失衡以及技能不足等问题，或将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我国未来应从哪些方面破局？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典范。在他看来，针对我国企业岗位新需求与工人自身能力提高缓慢不匹配的问题，我国应该支持重点企业以“人才订单”的形式，定向委托培养关键岗位亟需的高层次人才。

　　产业工人“高不成低不就”结构性问题突出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产业工人紧缺的话题时不时被提及。就您调研或观察到的情况看，目前产业工人供需处于什么情况？

　　余典范：近年来，产业工人“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产业高端领域的人才缺口依然很大，如《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0-2021年版)》显示，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人才缺口超过20万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人才供给也严重不足。

　　这些领域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不断涌现，人才供给存在滞后，这在全球来说都是共性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教育体系中新兴前沿专业设置还未及时更新，人才培养储备也不足。而且，现在高端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往往是交叉性、复合型的人才，我国不论是教育培养、还是职业技能提升等的转型升级都还与此不匹配。因此，高技能人才的缺乏主要是有效供给不足。

　　同时，低端产业工人招工难也是近年来的普遍现象，人社部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多达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一方面是因为传统产业部门在新技术以及频繁的外部负面冲击下，自身扩张的势头受阻、利润被侵蚀，给予的收入待遇难以对低端劳动力形成吸引力。另一方面，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对工作的诉求不仅仅是收入，更多在工作的自由度、社交的可达性、生活的便利性、教育医疗的覆盖性等。因此，低端产业岗位单纯的工资上涨实际上对工人的边际吸引力在降低，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工人愿意去从事快递、外卖等灵活性就业岗位的重要原因所在。

　　证券时报记者：产业工人的流动性如何？原因有哪些？

　　余典范：总体来看，不论是在产业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亦或是就业岗位之间，产业工人的流动性都在增加。

　　目前，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对经济冲击较大，这些新领域吸引了大量的资源包括产业工人的涌入。在产业层面，一些新兴服务业业态吸引了不少弹性工作人员的转移；在区域层面，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产业工人流入的重点，东部和中西部的“数字鸿沟”的存在也导致了劳动力“东南飞”状况的持续性；在就业岗位上，更为灵活和自由的工作环境、不低的收入也使得较多的产业工人青睐于“零工经济”领域。

　　可见，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产业工人自身的工作观在转型升级，单一、枯燥的流水线作业对其吸引力在下降；新一轮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带来新的就业岗位、挤压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由于其对其他产业的赋能作用，也会为一些新兴领域创造就业的机会，整体上会提高劳动的流动性；同时，我国现在推行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在区域资源的双向流动上也将为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提供更多的保障。

　　产业工人引培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尚需时间

　　证券时报记者：近几年来，针对产业工人稀缺的情况，国家层面、各地以及企业等方面都推出相关举措，在您看来，效果如何？

　　余典范：近年来，针对基础性人才短缺问题，各地都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在落户、税收、社保、医疗、教育、居住等方面加大了对人才的优惠力度；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上进行更新，更多凸显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专业的布局，并在基础专业上开始通过强基计划加以重视；企业也在职位晋升、薪资调整、技能培训、机器换人等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总体来看，这些措施在引培产业工人、提高对工人的吸引力上面有一定的效果，对人才的指挥棒效应开始凸显。但上述中长期的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人才的培养和成才需要相应的周期，另一方面，目前新兴领域仍然处在培育期，其产业化、规模化还未完全实现，对人才的需求也还需要时间来释放。

　　同时，全社会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技能发展通道等的认知和认同也还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只有上述条件形成全链条的协同，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产业工人短缺的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制造业数字化的探索给产业工人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余典范：制造业数字化是制造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其对劳动力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制造业数字化会通过提高生产率，减少对低级别的、程序化的、传统的任务以及重复性生产环节的依赖，对低技能动力形成替代应，但同时也会创造一些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对高端劳动力形成创造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并不是线性的。当数字化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其能够替代复杂的、有创造性的工作岗位，而且考虑到高技能劳动力自身的议价能力强，需要支付高额工资与福利，为降低企业成本，企业会偏向于使用与智能机器人协作的中等或低技能劳动力，从而替代一部分高技能劳动力，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重视低技能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培训等的政策供给。政府需要积极援助失业人群，建立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培训制度，同时通过开展技能大赛、实施技能方面的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其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此外也应创造机会促进其向传统与新兴产业相结合的业态转移，适应数字化对低端劳动力升级的需求。

　　应切实破解产业工人住房、子女教育等难题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产业工人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

　　余典范：产业工人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企业岗位新需求与工人自身能力提高缓慢不匹配；住房、社保、教育、医疗等资源对产业工人收入的侵蚀效应依然较大。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支持重点企业以“人才订单”定向委托培养亟需关键岗位的高层次人才。同时，新赛道中许多新的高级岗位人才来源于相应产业人才的转移，如智能网联汽车的员工很多就来自于燃油汽车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很多源自计算机软件领域，因此，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项目对创造高质量的人才、解决增量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比较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应联合行业协会、大学、企业制定培训项目，建立相应的职业发展中心，帮助高级管理人才和工人培训和再培训，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制度与政策创新，在降低人才落户门槛，加强人才住房、廉租房、公租房的保障等方面制定相应措施，切实破解产业工人面临的住房、子女教育等难题。另一方面，各地要做大做强产业，增加更多的就业、晋升空间是实现以产业留人、事业留人的根本所在。

　　此外，我国目前在制造业领军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缺口也较大。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市场吸引国外卓越人才，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这些人才的根植性，在做大产业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创办现代产业学院等工作，夯实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育基础，加大与制造业数字化相匹配的科研、技术人员的培育，以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需求。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