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以联合袭击伊朗一月有余，由于美伊的攻防对战有长期化趋势，人们往往淡化了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挑起对伊行动的导火索角色。本文是以色列知识分子的一次深刻反思，他直言内塔尼亚胡是利用战争谋求政治生存、破坏地区稳定的推手。倘若继续下去，以色列将变得更加贫穷、民主化程度更低、社会更加分裂。以至于，以色列和自己所抨击的宿敌伊朗已越来越像。

本文指出，以色列两大群体之间的深刻分化，正令国家越来越极端化。第一个群体约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0%，他们多是高科技从业者，创造了本国近五分之一的GDP，是国家财政能力和外部韧性的基石，他们普遍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这部分群体正面临难以逆转的人口流失，数据显示，2023-2024年，约有10万以色列人移居国外，许多人是医疗、工程、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后者主要由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宗教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4%，他们的失业率在全国最高，即使有工作，也大多低技能、低收入。考虑到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的生育率明显更高，据估算，到2060年代，这一群体将占以色列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他们，正是内塔尼亚胡为维系右翼执政联盟强力拉拢的对象。

本文指出，这一深层的社会分裂导致以色列政治严重极化、政府频繁换届（在过去六年举行了五次大选），在海外愈发好战。随着自由派、高生产力人口比例下降，保守派、低生产力人口的比例上升，以色列的税基将会萎缩，但即便以色列经济持续恶化，民众对民族主义和宗教政党的支持率仍将保持强劲，以色列的宪政根基将受到根本性削弱，最终陷入发展倒退的深渊。

两个以色列

想象一下这两个中东国家。第一个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它经济生产力极高，人均GDP高达8万美元，位居中东之首。它拥有顶尖大学和高度发达的科技产业。虽然该国人民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他们总体上支持自由民主制度。

第二个经济体与邻国更为相似。其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而仅有的工作也往往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他们的人均GDP仅为3.5万美元，不到第一个经济体的一半。居民的宗教信仰程度并不一致，从极端正统派到世俗派都有，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也相对较低。大多数居民似乎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漠不关心，甚至持反对态度。

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指的是同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犹太人占绝大多数，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化：一部分人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另一部分人则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也较低。前者为国家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和财富，他们普遍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府。后者则主要由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宗教民族主义者组成，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失业率在全国最高。这两个群体对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倾向都有显著的影响。

这一深层分裂已经给以色列社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其导致了该国政治严重极化、政府频繁换届（以色列在过去六年里举行了五次大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在的分裂只会让这个犹太国家的前途更加堪忧。一个趋势是，以色列的自由派、高生产力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而保守派、低生产力人口的比例却在上升。其结果是，以色列的税基将会萎缩。极右翼宗教政党将继续掌权。相应的，以色列在国内将会变得更加专制，财政紧缺的政府可能加剧苛政，在海外，它也将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最近与美国联手发动的伊朗战争就是明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被许多西方国家视为种族灭绝，这是残忍的侵略行为。

这些极端的行动将使以色列更像中东地区的其他邻国，甚至让人感到疑惑，以色列和自己口中所抨击的宿敌伊朗已经越来越像。以色列右翼政府受制于一种弥赛亚式的观念，它渴望挑起对伊朗的战争。当特朗普承诺美国会加以支持时，以色列当局更是欣喜若狂。

▍生产力差距

以色列社会的人员构成很多元，不同的群体都有其独特的利益诉求。但其最显著的社会分化可以用两个群体来概括。第一个群体是高科技从业者。他们约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0%，却创造了该国近五分之一的GDP——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行业的生产率是其他经济部门的两倍多。这一行业有令人瞩目的人力资本、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及强大的研发网络。该行业约占以色列服务出口的一半，以及政府税收的四分之一左右。换句话说，它是国家财政能力和外部韧性的基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其中，只有54%的极端正统派男性教徒是就业群体。且即使他们有工作，也大多从事低技能工作，平均收入仅为非正统派犹太男性的一半左右。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的就业率为81%，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相似，但平均收入却少了三分之一，她们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低技能的兼职工作。

大约三分之一的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他犹太家庭中的贫困率约为14%。这些失衡的数字固然和个体的能力禀赋有关，但也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例如，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大多可以免服兵役，而服役往往有助于促进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能提升社会凝聚力。极端正统派也被隔离在以色列的主流教育体系之外。他们就读的学校优先考虑宗教因素，而忽略了数学、科学和英语等核心科目。这种结构实际上将大量年轻男性引向宗教研究或边缘性就业岗位。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则承担着沉重的负担，她们既要操持大家庭，又要从事兼职工作。由于极端正统派家庭的收入相对较低，他们缴纳的税款很少甚至没有，主要依赖公共支出，以及来自纽约和伦敦极端正统派社区的境外资助。

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并非是唯一陷入就业困境的群体。占以色列总人口约20%的阿拉伯少数族裔也广泛受限于低薪工作。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并非因为自身选择或社区结构而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发达经济领域之外。他们的困境在于，面临着普遍存在的歧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严重不足，导致他们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高技能工作。因此，他们无法像犹太裔犹太人那样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

当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口中所占比例正在不断增长。目前，他们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4%，但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5个孩子，相比之下，世俗犹太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仅为2个孩子，而宗教犹太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也仅为3.7个孩子，后者也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群体。这意味着，到2040年代中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将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到2060年代，这一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将使以色列难以维持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原因不难理解：一个不断萎缩的高生产率群体无法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低生产率群体提供无限期的资金支持。最终，政府将难以筹集公共资金，包括教育机构、医疗保健系统、基础设施和军队等都会受到影响。个人和企业很可能会加速将资本和劳动力向国外转移。

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发生。2023-2024年，约有10万以色列人移居国外；根据经济学家Itai Ater、Nittai Bergman、Doron Zamir最近的一项研究，许多离开的人都是医疗、工程、学术和技术领域的高技能专业人士。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人口流失难以逆转。（例如，在201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期间及之后，希腊流失了近5%的人口，其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人口外流将进一步侵蚀税基，加剧以色列现有的财政压力。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对留守的劳动者征收更高的税，这将促使更多人离开。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下调以色列的债务评级，导致借贷成本上升，进一步限制以色列的政策选择。其结果将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和生活水平下降。

▍内部分裂

以色列的经济分化与该国的政治极化密切相关。高收入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的媒体和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相比之下，低收入群体则越来越支持削弱和限制这些制度。

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政党与极右翼宗教政党有着天然的伙伴关系。这一阵营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5%。他们的目标是用拉比法庭取代世俗的民事司法体系，削弱司法审查，并扩大以色列对加沙西岸的控制。尽管这些目标并非极端正统派的主要诉求（他们更关注的是巩固免服兵役的权利、扩大福利性的转移支付以及维护其宗教教育体系），但他们也默认了这些目标。

内塔尼亚胡将这两个群体联系起来。他与这两个群体的领导人都建立了长期联系，并试图分别回应他们各自的议程，以此来维系他的执政联盟。自2023年1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对司法机构发起集体攻击，试图削弱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试图控制预算权。换句话说，他们正试图系统性地改变以色列的宪政平衡机制。

这一议程自然激怒了以色列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人士，他们多次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者展现了令人钦佩的韧性，并成功地拖延了内塔尼亚胡的许多法案。但总理的议程似乎越来越势不可挡。内塔尼亚胡任内一直在稳步削弱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并推动达成许多最具争议的法律。即使是2023年10月7日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的哈马斯屠杀事件，也未能阻止这一议程。袭击发生后，总理的支持率立即暴跌，但最终，他利用这场悲剧，通过煽动以色列民众的恐惧和愤怒，并在加沙发动战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还通过满足极端政治伙伴的要求，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向极端正统派提供大量预算支持，以维持他组建的执政联盟保持团结。

事实上，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国内的抗议活动有所减弱，政府却继续推进多项削弱民主制度、持续利用国家资源为执政联盟各党派谋取利益的议会法案。与此同时，因为政府部长和议长打破惯例，不再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出席重要的国家活动，一场宪政危机正在逼近。至关重要的是，政府部长们拒绝商讨不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后果。更糟糕的是，政府提交了一项新法案，重新定义一位关键公务员——政府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总检察长）的角色。这项新法案实际上降低了这一职位的原有地位，通过将律师和法律顾问的角色分离，并将后者完全政治化，法案剥夺了这一重要角色的独立性。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它将摧毁过去三年来以色列民主制度最重要防线，迎来标志性的民主倒退。

研究表明，当选民的选举行为以群体归属感而非政策评价为依据时——正如以色列的情况所示——群体忠诚度和感知到的地位差异比经济状况更能影响选民的偏好。因此，以色列将陷入一个“悖论”，即使以色列经济持续恶化，民众对该国民族主义和宗教政党的支持率仍将保持强劲。

▍未来之路充满荆棘

因此，对以色列人来说，未来一片黯淡。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发展方向，未来几年，以色列将变得更加贫穷、民主化程度更低、社会更加分裂。它也可能变得更加好战。随着国家经济的衰退，其民族主义政客会倾向于推行更加激进的对外政策，以此来团结以色列民众。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将利用与伊朗的持续冲突，来增强其执政联盟在今年晚些时候的议会选举中的胜算。如果公众对其执政联盟的支持率有所提升，他将寻求最早在6月举行选举。如果执政联盟在民调中继续落后，他可能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推迟选举。这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政客利用战争谋求政治生存，并在此过程中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

伊朗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类比。就人均GDP而言，伊朗和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相对接近。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历了急剧衰退和长期停滞，因为伊朗领导层将国家转变为神权政体，将学术研究和公共资源转移到军事领域，并摧毁了世俗司法体系。如今，伊朗的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然而，其政治体制在过去47年中却基本保持不变。伊朗的经验表明，建立在宗教威权主义基础上的政权即使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也能继续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如今正在走上一条类似的道路。

犹太国家仍有希望。以色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表明，该国仍然拥有充满活力且强大的公民社会，其人民有能力在正式选举渠道之外采取行动。这种参与是为了抵御经济停滞和进一步滑向非自由主义深渊。如果以色列的商界领袖，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商界领袖，能够动员起来，他们或许能够阻止局势恶化。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和自由主义外国政府也可能提供帮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未来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

Eran Yashiv | 特拉维夫大学

耳心(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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