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伦宇、喻晓璇 | 前国际新闻记者

【导读】俄乌冲突已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最剧烈的震源。当全球的目光被战线图上的箭头牵引时，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作者于2024年深入乌克兰腹地，试图理解三年多战火下的社会如何回应持续不断的内外挑战。高成本、长周期的战争改写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有人在战壕里刷TikTok，有人在街头喂养流浪猫，还有居民不顾乌军的撤离要求，原地等待俄军到来。这不是电影，而是今天的乌克兰。人们用近乎漠然的心态适应着一切，从库皮扬斯克的前线战壕，到尼古拉耶夫受袭的造船厂，再到外喀尔巴阡的边境小镇，若要问“战争疲劳”是什么样，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

本文第一至三节已于2026年3月24日发布，本期刊出第四至七节。本文为作者投稿，系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稿件，原题为《从摇摆的“桥头堡”到远去的“南方精神”：一次乌克兰腹地之旅（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18期 总第298期

从摇摆的“桥头堡”到远去的“南方精神”：

一次乌克兰腹地之旅（下）

▍库皮扬斯克：前线的辩证法

38岁的谢尔希平时住在敖德萨，为英、德媒体供稿。长期奔走让他有些沧桑。他个子不高，留着光头和络腮胡，总是穿着迷彩外套和硬梆梆的萨洛蒙战术靴。近期他去了几次库皮扬斯克，与驻防的步兵小队呆在一起。多次前线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比如开车时不自觉地把车窗开一半，以便留心无人机和火箭弹。

在前线，谢尔希发现，俄军试探进攻不断，士兵们早习惯了高强度战斗，不会让外人看出紧绷的神经。“如果不是俄国人射程五百公里的FAB炸弹不时在附近爆炸，士兵们的地下住处内部看上去简直像度假小屋。”回到后方后他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活下来，千万别暴露在开阔地里。”小队指挥官第一天就善意提醒谢尔希避开布满地雷、时刻被无人机巡视的野地。他在前线的主要工作是跟随步兵小队，观察记录他们的日常。这支步兵单位有些特殊，部分士兵是轻罪犯，其中没有杀人犯或强奸犯。

乌政界从2023年底就开始探讨囚犯参军的问题。2024年初，第一批囚徒兵入伍，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投入战场。到了年末，各条战线上都出现了囚徒兵的身影，包括库尔斯克地区。在乌方视角下，这些士兵与俄“瓦格纳”囚徒兵不同，他们不是重罪犯，也不依赖金钱激励。囚犯们主动报名，还有面试审查动机。谢尔希相信，这类单位战斗意志更强。一些囚徒兵甚至开始“享受”军队里“相对宽松”的管理和同僚间兄弟般的友爱，毕竟在牢里连与狱友拥抱玩耍都被禁止，更没有户外活动时间。

“快！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还没踏入布防阵地，一名军官就发出警示。根据他的说法，俄军近期大大加强了电子战力度，投入了更多的无人机，因此手机信号可能招致攻击。但在战斗间隙，谢尔希看到疲惫的士兵们还是克制不住，打开手机刷Tiktok。

尽管不少人上战场不过数月，他们对危险已经有些麻木。谢尔希参加了几次作战前的战场祷告。士兵们围成一圈，在战壕后不远的简易迷彩帐篷里接受牧师祝福。简短的祷告不时被炮火打断。有一次谢尔希的相机被震落，他条件反射似的趴倒，但现场十几位军人无一作出反应，就连身披战术背心的随军牧师也没停下口中祷词。

几番观察后，谢尔希看到，俄军打击乌军阵地的手段颇多，远程炮击、滑翔制导炸弹、光纤抗干扰无人机、FPV、突击小组渗透，但乌军只能依赖小型无人机和小口径迫击炮的支援。在稍稍靠后的位置，谢尔希遇到了几个无人机操作员。他们的角色极其重要，投弹式小型无人机和自杀式穿越机为前线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杀伤手段。俄乌战场的无人机战发展到今天，对双方都是莫大的折磨。

飞手们说，无人机有细致严格的换班规则，一架电池快耗尽了，另一架要立即补位。侦察无人机一直在战线上空巡视，力图消除时间空档。FPV则负责迅速截杀任何被发现的敌方人员和载具。假如没在巡航时间内发现有价值的目标，飞手必须将FPV撞毁在地面。一般他们都会选择撞向敌方的散兵坑或地下掩体入口，不管里面是否有人。

站在步兵视角，无人机时代的作战变得痛苦异常。由于无人机的全天候存在和夜视能力，只有薄雾弥漫的晨曦有一个不到半小时的窗口期，双方步兵都会利用此时穿越灰色地带换防。但这个环节充满危险，因为所谓灰色地带中几乎没有安全的散兵坑和工事，它们早已被穿越机破坏。士兵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活靶子，因此对军事素养的要求很高。

最残酷的是，这场战争改变了步兵战斗逻辑。后勤重新成了老大难问题，无人机威胁下，一线步兵又得像百年前的前辈们一样苦苦等待补给。飞手们说，对面的俄国步兵已经不再立即救助被炸伤的队友，因为那样做只会贡献新的击杀战绩。很多伤者现在只能拖着残肢在野地里躺上几小时到数天不等，等待命运降临。在乌军一方，“事情也没什么不同”。

“我们需要保存军队的骨干，大家早已疲惫不堪。”一名士兵对谢尔希说，“按这个消耗速率，我们会更先陷入不可挽回的人力危机，到那时，西方将不得不下场来保护乌克兰所有剩下的一切，但我们等得来他们吗？”谢尔希谈起政府再征兵数十万的计划，一线军人们却没有流露出热情。对他们来说，早在战争爆发初期，民众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时就该顺势扩大动员，而不是打到现在再来“添油”。

“当全面入侵开始时，每个城市的征兵点前都排满长队。”一名亚速背景的军官对谢尔希说。“但军方居然只招了这些人中的不到两成，这多么浪费。我们本可在战争初期拥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在关键战役中发力。更何况，那时战友都是意志坚定的志愿者，他们是教师、工程师和程序员，放弃了安逸生活保卫国家，你大可放心把后背交给他们。现在呢？身边都是面无表情的农民和工人，多半积极性不高。我责问他们，得到的典型回答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国家没给我提供任何机会，现在发一杆旧AK步枪，却指望我自动变成爱国者。’”

蹲在迷彩隐蔽网下，这位军龄刚三年的低级军官用猛力吸烟来控制谈话节奏。“当然，最荒唐的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要么一开始就全力援乌，给够需要的一切，要么干脆啥也别干，任由我们自生自灭。无论怎样，一切会早早结束，何至于苦苦挣扎到今天。你敢信吗？大嚷着派兵、送武器的马克龙正忙着给莫斯科佬发签证呢，就为赚那点可怜的旅游收入！”军官叹了口气，结束了和谢尔希的谈话。

在另一处前线村庄，令谢尔希困惑不解的是军民关系。俄军火炮和滑翔制导炸弹已将不少村子夷平，绿色原野化为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然而，仍有部分居民不顾乌军多次要求，选择留在随时会变成瓦砾的村镇里。这些人在坊间被称为“等待者”（ждуны），意为等待俄军到来的人。这个词在2022年赫尔松被占期间就已流行起来，但那次占领仅持续半年，后来对赫尔松的关注渐渐淡去。

在真正的“东线”顿巴斯和哈尔科夫，战斗胶着已久，战线犬牙交错，民情状况远为复杂。战况严峻，他们与乌军士兵的矛盾渐长。军人和装备的靠近可能导致民宅成为攻击目标，而士兵们则越来越担忧平民的存在妨碍军事行动。“正常人忍受不了这样日常化的暴力。除了他们在等待俄国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解释。”一个呼号为“西格玛”的老兵向谢尔希抱怨。

为何村民会对入侵者抱有幻想？谢尔希将首要原因归为俄宣。他回忆，在前沿地带俄方广播的信号明显压过了乌方。只要打开车载广播，就可轻松收听敌台。最容易找到的是循环播放流行俄语歌或怀旧苏联音乐的电台，它们都已被基辅明令禁止。此外，不时还能收到来自顿涅茨克的时政节目。

但不少居民不同意军人给他们贴的标签。谢尔希专门用了两天寻访拒绝撤离的平民。他估计，在这支乌军的布防范围内尚有上百名百姓，这些人多为中老年，其中不乏家庭妇女。“这不过是士兵们的一面之词。他们不会问我们为何留在这，总之大家都是‘等待者’就对了。”在离交火线不远的一家乡下小卖部里，一名叫安娜的中年居民当着谢尔希的面反驳说。安娜自小定居于此，但父亲来自顿涅茨克。在2022年库皮扬斯克沦陷时，她曾带女儿跑到基辅住了三个月。其中有段时间两人不得不睡在火车站长椅上吃救济餐，女儿还被当作‘潜在亲俄分子’的子女而遭到同学排斥。

“搬家要钱啊，”安娜说，“一打仗田地全废了，我还有没成年的女儿，回家至少能死在自家床上。大兵们老催我搬走，那谁能在基辅给我找到工作和住所？”

“唉，当然了，不是所有士兵都这样，即使他们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还是有友善的小伙子。”安娜望向门外在盛夏仍穿全套装备巡逻的军人，柔声加了一句。

安娜没明说的是，那些“正变得烦躁”的士兵往往已超期部署在前线，没有及时轮换休整，疲劳感冲击着他们。再加上总处于守势，即便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阻止俄军对战线的啃食。时间长了军人们难免感到气馁，因此看着这些态度暧昧的留守民众越发不顺眼。

随着闲聊深入，安娜不自觉将话题切到政治。一切都得从“迈丹”开始。她自述那时自己就“保持了冷静”，埋头工作而不是搞街头政治。面对今日的战火和灾厄，责任应该由多方共担。她还对谢尔希吐槽在基辅时和“西部的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我们顿巴斯人曾靠勤劳的双手养活了乌克兰，那些利沃夫佬怎敢以国家捍卫者自居？”

谢尔希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苏联心态”作祟，也是俄宣荼毒下百姓“民智未开”的表现。“等待者”的数量可观只能说明“迈丹”革命尚未成功，更新民族意识更加紧迫。但他明智地没有当面反驳，因为争吵无助于缓解居民和军人的紧张关系。

“‘等待者’们的出现并不新鲜，当年纳粹占领巴黎时就有很多人‘通德’。”谢尔希事后在一条社交媒体的帖子里写道，“战争中的利己主义从来不是哪个社会的专利。”

不过谢尔希没提及的是，与精致利己的巴黎小资产阶级避战享乐不同，这些“等待者”们毕竟切实承担了战争后果，按社会阶层看属于乌内部的弱势群体，很难说没有抱怨的资格。

在小卖部门口，更多驻防军人加入了讨论。一名叫亚历山大的军士讲得更可怕。他认为“等待者”们不仅消极阻碍军事行动，少数人还可能给俄军报信甚至搞破坏。就在去年，亚历山大目睹了两起汽车爆炸事件。初春时，他在另一个村子驻防，一位大娘热情地给他和战友送上大份饺子，但她过分殷切的神色有些可疑。他不顾战友的嘲笑坚持要仔细查看，最后发现里头果然有毒。

“这些人会用封闭的‘电报’频道和群组给敌方传递信息，里面的成员都是本地人。申请加入会被审核，你得回答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问题，比如某街道的某个拐角处是否有个木制小教堂。”他告诉谢尔希。

“你觉得这里大部分居民都是叛徒吗？”离开前，谢尔希按捺不住，终于问了刺耳的问题。

“不，他们还算不上。‘等待者’只是被动观望，我会说三分之一的居民属于这个类别。这帮人至少还没带上俄罗斯的三色标识或圣乔治绶带，也不组织什么亲俄聚会。他们能做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等待。”

“或许不强制疏散他们是对的，一旦到了后方腹地，指不定会闹出啥幺蛾子。”经过一番抱怨，亚历山大思索了一会儿后补上一句。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华盛顿邮报》援引当地官员扬朱拉的话称，撤离计划遭居民抵触，时至去年年初仍有包括4000名儿童在内的民众没撤走。不愿走的人未必都是亲俄“等待者”，不少人看到库尔斯克州攻势未能扭转局面而对形势失望。作为长期关注顿巴斯的前线记者，谢尔希也不十分理解统帅部调兵进攻库州。“花了那么大功夫，我们在库尔斯克什么也没拿到。付出的超额牺牲，彷佛只为给欧洲人和美国人好看。”

开战前，谢尔希算是个文化人，因为长期为欧洲媒体工作，他读了不少欧洲记者写的乌克兰游记。那时他读完了也没什么特殊的感受，只是觉得他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祖国的外部视角。“我已经把那些书都扔了，这些‘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总说一切会好的，我们只要克服了寡头、腐败，啊还有啥来着，对，还有落后的苏联思维方式，我们就会融入欧洲。哈哈，写的都是狗屎。”

“你觉得那些像野狗一样钻战壕，不时吃上一发FAB的士兵在乎欧洲价值吗？甚至说露骨点，要是没了俄国人，我们是不是第二天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这就是来自平行世界的玩笑，没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经过战火洗礼，谢尔希变得有些幻灭，似乎任何宏大叙事都只配接受嘲弄。

相比天灾般长久存在的俄军威胁，谢尔希现在更怨恨欧洲。前线探访危险且耗时耗力，防弹衣、头盔和其他装备都价值不菲。作为当地报道员，他常感到缺少支持。西欧大媒体给的报酬不多，他只能开通Paypal打赏，希望能覆盖一点报道的开销。“给欧洲打工的可不仅是我们干媒体的。过去二三十年里欧洲靠什么和你们亚洲人竞争，还不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廉价工人，现在轮到乌克兰人罢了。而且他们只要我们的人力，才不要产品。”

接下来他决定先回敖德萨休息，待筹得钱再去形势紧急的君士坦丁诺夫卡做采访和志愿翻译，因为那里有一些外国退役军人。他最近转发了贝林斯卡的一条长帖文宣泄对欧洲的怨恨。贝林斯卡当年积极参加“广场革命”，开战后成了小有能量的募捐者和意见领袖，以鹰派立场知名。如今胜利前景黯淡，一种末世般的情绪弥漫在各路博主、记者和活动分子群体中，贝林斯卡正是典型。她呼吁将战争再进行“12到15年”，要求将征兵年龄降至18岁，并动员女性。

俄军兵锋已到了波克罗夫斯克，近期战事对乌军愈加不利，一些外围城镇相继失陷，假如波城也落入俄军手中，顿巴斯防线体系将被大大动摇，第聂伯罗州不免门户洞开。在过去两年中，谢尔希熟悉的库皮扬斯克拉锯战一直没停歇。从士兵、居民到当地记者，人们用近乎漠然的心态适应着一切，或许堑壕对面的那些俄国人也是一样。

但远道而来的欧洲访客们做不到这样。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小插曲是一位乌克兰记者对某位德国女同行的“吐槽”。她是德国大报的资深记者，到基辅后，和几个前来接待的乌克兰同事驱车去哈尔科夫以东采访。越往东去，检查站就越多，身着迷彩的军人也越密集，车窗外还能看到临时堆放的反坦克“龙牙”。偶尔还有撤离群众的民用车对向而来。不过这些景象早已掀不起乌克兰记者心中的波澜。这样的驱车探访早就是例行公事，动辄七八小时的旅途也需要说笑来解闷。

“你们怎么什么都没感觉到呢？难道没有一点儿悲伤吗？”德国记者突然质问，“这可是你们的土地，如今布满伤痕，被野蛮的敌人一点点蚕食。”

车内顿时一片沉默，乌克兰人面面相觑。见没人回答，德国人开始了一番独白：“你们无法感受我心中此刻的波澜。车窗外的景象于我似曾相识。”

望着几乎没有起伏的绿色原野，这位成长于冷战后的德国访客首先想到了她的祖父。80年前，这里是苏德两部庞大军事机器全力碰撞的钢铁熔炉，几次会战中哈尔科夫反复易手。德国人的祖父当时作为国防军成员参加了其中一次哈尔科夫反击战，见证了“虎”、“豹”和T34撕斗的惨烈场面。幸存后，他显然对噩梦般的东线心有余悸，并将执念传给了孙辈。

“当年祖父沿同样的道路来到哈尔科夫，他历经艰难才熬过战争回到德国。我能感到和这片土地的精神联系。”德国记者说。

车里的人们继续保持沉默。“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觉莫名其妙。”乌克兰记者回忆道。但她不便说的是，在这个正在全盘重塑自我身份的国家，没什么可用来正面回应德国人居高临下的“怀旧”抒情，即使它高度令人不适。

▍敖德萨：战火下的黑海节奏

自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驶出的大巴，两个多小时就开到了德涅斯特河边的入境口岸。比起波兰冷酷的申根边境，南方的过境点显得松弛轻浮。大巴驶入敖德萨，黑海的阳光下，黄灿灿的田野里偶尔冒出一些刚刚安装好的反坦克龙牙。东边的赫尔松早已收复，这些部署在敖德萨边境的屏障似乎更像是朝向德涅斯特左岸的“假想敌”。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可在德左召集1.5万名士兵，但只有3000人已做好准备。

傍晚的敖德萨车站广场热闹非凡。任凭空袭警报响起，男女老少依然镇定自若，只有少数人钻进避难点。突然一声轰隆巨响，一位右手拎着咖啡、左手夹烟的女士镇定地走进地下通道，没等警报解除就离开。一看新闻，原来是位于阿卡迪亚海滩的标志性建筑“哈利波特城堡”被导弹击中，5人死亡，伤者据称包括亚努科维奇曾经的盟友、前国会议员谢尔盖·基瓦洛夫，由他私人经营的敖德萨法学院就坐落在城堡中。

袭击造成的火势很大，四处都是消防车的鸣笛声。我们的Airbnb房东赶来，一脸忧心忡忡。“你们胆子可真够大的，这会儿还来敖德萨。”她的公寓似乎已很久没人入住，但橱柜里还是塞满了备用的桶装水。快到午夜，海滩又传来了几声爆炸，空袭警报一夜未停。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敖德萨都算不上一个“安全”的城市。苏联时期，即便在市中心，游客也时刻提心吊胆是否会遭遇抢劫。“敖德萨？那个狂野之城？”乌克兰人纳扎尔印象里的敖德萨一直是遍地流浪猫、让人无法下脚的混乱都市。

在著名的黑海粮仓，粮商们曾经为了驱赶谷堆里的老鼠而兴起养猫的传统，各种猫形雕塑藏在不经意的角落里，成了敖德萨的都市传说。战时的敖德萨仍是个为猫疯狂的城市，一位代号LBWS的涂鸦艺术家创作了猫咪抵抗者的形象，胖胖的敖德萨猫时而穿着乌克兰传统服装，时而穿着乌军军装，它们时而像哥斯拉一般将俄军飞机把玩在手中，时而肩扛火箭炮，爪子比出胜利手势。

“晚上好。我们来自乌克兰。”带着敖德萨人骨子里的诙谐，这些文字来自尼古拉耶夫网红州长维塔利·金的每日视频讲话，已经是乌克兰南部抵抗敌人的非官方口号。开战后，敖德萨不仅成为东部难民避难的落脚地，也成了颠沛流离而来的动物们的收容所。在赫尔松被占领期间，敖德萨的一些教堂、修道院收留了很多逃难者带来的宠物，但缺乏经费和人手，不少猫似乎已经被放生。在动物园附近，流浪猫频繁出没，很多看上去疾病缠身。园里“合法注册”动物的情况似乎也并没比它们好多少。“看看那瘦弱的狮子和大象，我不知道市政部门做了什么！”当地居民留言为动物们鸣不平，尽管这是一个空袭警报每日都会响起的非正常城市。

隔了一条街的小广场上停满了联合国牌照的车，这是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雇员的驻地，可能是全城少数能保证全天候供电的地方。我们在火车站附近见到了国际红十字的官员——比利时人汉斯。他像一名要去瑞士度假的登山客，悠闲地骑着他那辆山地车在电车轨道上穿梭，画面与凌乱的城市格格不入。或许是本着国际公务员的“职业精神”，也或许是刚刚从巴勒斯坦离任不久，对于彼时彼刻的战时敖德萨，他表现出一种松弛的抽离感。“当然，很多人已经疲倦了。”他淡淡地看向远处，不否认敖德萨人的厌战情绪。

敖德萨自古就是一座随遇而安的城市。古希腊人最早殖民了它，它的历任统治者包括来自金帐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的游牧部落，它也曾在立陶宛大公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的权力角逐中频繁易主。在敖德萨作家巴别尔笔下，这座城市以轻松、幽默感和顽固坚持自我的特质而闻名：“一个在自由空气中成长成为富庶都会的自由港，生活在贸易伙伴不会互相射击的信念中：去海滩比发动战争更好。”

这种圆滑和变通的态度，在敖德萨人谢尔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曾拥有每个敖德萨男孩梦想中的职业——水手，远洋周游数年，足迹最远到达中国广州。开战没几天，赶着适龄男性仍能出国的窗口，他立刻逃出了乌克兰。长租在布加勒斯特的青旅中，谢尔盖每天醉生梦死，你永远看不出他喝了没喝。

对于接纳他的罗马尼亚，谢尔盖谈不上一点喜爱。二战时罗马尼亚和纳粹合作，占领敖德萨实施恐怖统治，驱逐犹太人，屠杀平民，这段暴力动荡几乎终结了敖德萨的黄金时代。敖德萨州与历史上的比萨拉比亚地区有部分重合，至今还被罗马尼亚人认为属于“大罗马尼亚”，现在只要能证明有祖先居住于此，就有资格申请罗马尼亚国籍。

被问起谁是乌克兰的敌人。“当然是他妈的腐败！”谢尔盖骂骂咧咧地回应。

在敖德萨，官商勾结的港口经济在战时从未停止。站在波将金阶梯上俯瞰黑海港口，依然能看到不少缓慢作业的货运船。我们抵达敖德萨时，由土耳其与联合国斡旋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依然有效，但每艘船须经土耳其、联合国及俄乌四方的检查员批准才能前进。乌克兰商人们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积压的船只感到沮丧，因为俄方总是会放慢检查速度。可明知时世艰难，敖德萨官员仍不忘在海关、检验检疫和货物装船时索贿。

“什么亲俄还是亲乌，大家还不都是黑帮。”谢尔盖话一落地，看着他脖子上的大金链和臂膀上密密麻麻的纹身，让人不禁对其真实身份浮想联翩。

战前，俄乌的黑帮基本上是一个跨国的有组织犯罪共同体。2022年后，连黑帮也面临着分裂。一些亲俄犯罪团体在原就有亲俄土壤的敖德萨拥有大量资产和影响力。在战前，黑帮从不论民族立场。如今，一切都变了。地下世界与地面战场一样非黑即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2023年的报告显示，不少亲俄黑帮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警方的“约谈”后离开了敖德萨。执法机关还警告本地黑帮不要与亲俄黑帮接触，多数亲乌黑帮也迅速与过去的合作伙伴切割。大量不再受敖德萨欢迎的亲俄或“政治中立”黑帮成员外逃欧洲，他们利用已有网络逃兵役出境。他们不仅自己出逃，还通过关系与边防官员建立地下网络，发展出一条龙包办的逃兵“套餐服务”。但在谢尔盖口中，不论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是“管理一群黑帮的独裁者”。独裁者一贯厌恶海港的世界主义——他们是敖德萨永恒的敌人。

历史上，英国人、荷兰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曾是敖德萨海滩的常客，波兰地主热衷于建设豪宅，来自亚美尼亚、叙利亚、土耳其的商人也定居于此，逃亡农奴、哥萨克、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都把这里当作淘金地。令旧时代敖德萨人们怀念的，是这座城市充满商业活力而非政治的一面。今日敖德萨的景观依然多元丰富。东正教的金色洋葱顶与路德教会的红砖墙彼此呼应，犹太社区之家隔了一个街区就能见到萨拉姆清真寺的绿色圆顶。有意思的是，资助重建这座清真寺并将其发展为“阿拉伯文化中心”的，是叙利亚裔乌克兰寡头基万·阿德南。

阿德南的人生经历颇具敖德萨的传奇色彩。80年代他以学生身份来乌学习工业技术，后来乘着私有化东风发家，成了敖德萨最大的房地产商。他的野心不局限于商业。2015年，他出资支持敖德萨州州长、前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政治盟友参加敖德萨市长选举，但败给被指亲俄的前黑帮头目特鲁哈诺夫。2019年阿德南又出资支持人民公仆党候选人进入最高拉达。此外，他名下拥有多家敖德萨本地电视媒体，还买下了以揭露腐败著称的英文媒体《基辅邮报》，被其编辑部指责干预报道。

阿德南与两次成功当选敖德萨市长的特鲁哈诺夫因项目批地和媒体导向等问题频繁交锋。2024年10月，62岁的阿德南突然离世。特鲁哈诺夫则公开与亲俄立场决裂。“我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在《基辅独立报》（《基辅邮报》更名后的同一家媒体）对其采访时他说道，“我没想到俄罗斯人会如此憎恨我们乌克兰人，这让我震惊。”

敖德萨也开始挥手告别过去，至少在表面上。曾经高耸在敖德萨心脏地带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雕像不见踪影，它的基座现在被插上了一面巨大的乌克兰国旗，周围零星环绕着纪念阵亡将士的小国旗和十字架。这座雕像上世纪20年代曾被布尔什维克移除，2007年由一位敖德萨当地的亲俄商人出资恢复，直到2022年底政府决定再次拆除。敖德萨于1794年奉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而建造的神话仍然根深蒂固。然而，没有人会公开为一位俄罗斯女皇辩护。

“终于！”听到我们描述的叶卡捷琳娜像消失的消息，尼古拉耶夫人弗拉德松了口气。同是“南方人”，同样来自一个习惯于说俄语的家庭，但与谢尔盖不同，20岁出头、战前在英国求学的弗拉德态度更加鲜明。“你知道的，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是两个特殊的城市。几乎家家户户都说俄语，以前这是很正常的，但现在我们正尝试改变。”

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更棘手的是那些敖德萨文化名流的定性问题。泽连斯基2023年签署“去殖民法案”后，各级地方政府原定在一年内重新命名与俄罗斯帝国相关的街道并拆除相应的纪念碑。为响应新政，敖德萨市议会成立了“历史和地名委员会“，然而，敖德萨军事管理局也成立了一个平行的委员会，双方的表态往往彼此冲突。

“普希金在文学史上很重要，这没错。但那是俄罗斯文学，不是么？它可以成为那些‘小绿人’的宣传工具。”弗拉德赞同尽快拆除这些雕塑，包括另一座备受争议的巴贝尔像，尽管这名被誉为“敖德萨的儿子”的犹太作家最终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确实是一种‘取消文化’。”弗拉德说道，“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让人们联想起敌人的文化景观都应该被清除。”

然而，滨海大道的敖德萨市议会前，我们惊讶地发现普希金的半身像依然挺立，它的背景是被涂成乌克兰国旗颜色的大楼立柱。在我们离开后不久，这座雕塑的去留激起了居民的激烈争论。2024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120名知识分子署名的请愿书，要求联合国致信泽连斯基，叫停敖德萨地区军事管理局拆除该市19个历史古迹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座普希金像。

许多人因此慕名而来，他们在谷歌地图上的评论清晰地分为两派：“我国其他地区的野蛮人想要拆除它，但真正的敖德萨居民表示反对。”一名“敖德萨世界主义者”说道。“宣传乌克兰敌人的文化，甚至在战时也是！！！”另一名“爱国者”愤怒地回应。

敖德萨当地社交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名乌克兰军人在敖德萨市议会附近参观了一个有关全国各个城市遇袭的展览，而布展背后的普希金像让他感到不适。他拦住了正要进入议会大楼的市长特鲁哈诺夫，质问他为什么在俄罗斯火箭弹飞来时，这座纪念“俄罗斯世界追随者”普希金的雕塑还在？市长特鲁哈诺夫不耐烦地打断，“对你来说，他是俄罗斯世界的追随者，但对我来说他不是……你在这做什么？你怎么不去战壕里呆着？”

不远处，从普希金街更名为意大利街的13号门前，还有另一座隐蔽的普希金全身像，被木板遮得严严实实。保护纪念碑免遭俄罗斯导弹袭击，这在乌各地都是常见景象。但这座塑像被遮挡，却是因为街巷深处的敖德萨文学博物馆馆长“厌倦了清理破坏者的涂鸦”。这曾经是普希金被流放时的故居，后来被一名当地二手书商改造成了博物馆。战时的博物馆门庭冷落，我们是那天唯一的游客。一座三层的建筑物中，仅有一两个房间可供参观。中央左右对称的双向阶梯通向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空旷而肃穆，像是一个19世纪与敖德萨有关伟大作家的微型神社。除了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和舍甫琴科也都是展览的一部分。与当下很多乌克兰博物馆一样，所谓的“去殖民化”后，一些展览内容被生硬地替换或遮挡，但难掩那些伟大手稿和信件的光芒。

走出大厅，检票员提醒我们楼下的庭院也可以参观。那是一个迷你的雕塑花园。比起大厅里的展览，这些诙谐幽默的雕塑似乎更能反映“敖德萨式文学精神”：喷泉前有一座手捧着象征各族居民的四个小人头憨态可掬的“敖德萨妈妈”，不起眼的地方还有一座敖德萨人最爱的犹太市井小人物——苏联笑话主人公“拉比诺维奇”的小纪念碑。如此诙谐的空间不禁让人从紧绷的战时状态短暂回归到松弛的黑海节奏，尽管平静也偶尔被战争的现实打破。就在去年年初，敌人的导弹落在了意大利街上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俄罗斯军事博主称外国军事专家下榻于此。导弹碎片飞溅到了13号前，幸运的是，木板保护下的普希金像安然无恙。

▍尼古拉耶夫：无以为继的“南方精神”

作为连接敖德萨和南部前线之间的关键通道，尼古拉耶夫在开战前期遭到轮番袭击，险些被攻破。在我们刚刚抵达时，这座报道中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显得过于正常。有报道称当时的城市人口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尽管市中心许多店铺依然大门紧闭。

顺着一伙年轻人的踪迹，我们在商业中心的麦当劳前发现了城市地标——颂扬尼古拉耶夫“造船之城”身份的巨大球体雕塑。地球造型周围环绕着不同年代的船匠与海军将领，底座铭文刚刚被换成乌克兰语，写着“纪念尼古拉耶夫造船工人两个世纪的辛勤劳动：1789-1989”。

“终于来到了这里感受真正的‘南方精神‘！”一名乌克兰旅行者几年前兴奋地在谷歌地图上为这座雕塑留言。也有很多人对已经衰颓的“南方精神”感到悲观。在狂野的90年代，雕塑中心海军将领手中拿着那艘代表尼古拉耶夫造船业起点的帆船不幸被盗了。尼古拉耶夫市文化部部长尤里·柳巴罗夫曾表示，“如果我有神秘主义倾向，这些年来我肯定会说，这只空手导致了这座城市造船业的彻底崩溃。”

2019年，在尼古拉耶夫建城230周年时，市政府修复了这座雕塑，并在新放上的帆船上刻了一段铭文：“屹立于布格河之上，永垂不朽”。河岸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博物馆，仍诉说着整个城市的荣耀。能看出策展者希望努力发掘尼古拉耶夫地区在前帝国时代的航海业历史，但是大厅里陈列着的一系列伟大舰艇的模型——从彼得大帝的风帆战舰波尔塔瓦号到尼古拉耶夫出厂的基辅级航空母舰，似乎暗示着这里最重要的篇章依然写于沙皇和苏联时代。

我们访问时，博物馆刚修复了2022年袭击后受损的结构，展品也基本都重新陈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删除了一些展品，改写了一些介绍文字。在其中一个展厅，透过法国历史学家博普兰的著作和制图，博物馆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哥萨克时期的乌克兰南方。而有关苏联的展厅似乎规模缩小了，许多被抹去的文字时常让人看得摸不着头脑。

讽刺的是，这里最大的空间似乎献给了介绍乌克兰独立后造船业发展的展厅。各届领导人视察船厂的照片、与外国买家签订的合同副本、小型造船企业生产的商船和私人游艇……一系列内容似乎想要强调乌克兰在造船业依然保有一流水平。乌克兰号巡洋舰的设计图纸和巨大模型十分显眼，坐在它旁边无所事事的引导员正大声刷着Tiktok。这艘1983年开工建造，至今未完工的舰艇现在依然停泊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背后的河岸生锈。由于船厂一带的建筑一直受到严重袭击，通向河岸的路已经完全封锁了。

尼古拉耶夫的三个造船厂在解体后经历了混乱的私有化过程，在寡头控制、投资流失与政府无力干预下逐步走向低迷。南部港口建造库兹涅佐夫号、瓦良格号等大名鼎鼎战舰的黑海造船厂已于2021年破产，职工被全部遣散。不少下岗的技术工人不得不前往俄罗斯工厂谋生。从白海沿岸的北方造船厂到克里米亚的“莫尔”造船厂，都有尼古拉耶夫人的身影。

北部港口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在战前也已宣布破产。虽然大门没敞开，但我们还是看到办公楼里有人打着电话进进出出。直到2017年，这家造船厂还保留着苏联时期的名字——“61号公社”船厂。厂区围墙上极具苏联美学风格的巨幅浮雕展现着这座造船厂自18世纪诞生以来的历史，一些画面中，镰刀锤子下高大健壮的工人与工程师们并肩劳动，几乎崩裂的浮雕旁仍留着革命建设时期的标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就在我们到来前一周，俄军刚袭击了这座造船厂。俄新社称“二十多名说英语的外国雇佣兵”在此生活和训练，消息无法证实。

除了造船厂，海军上将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曾频繁遭遇袭击。从船厂往下走的路被铁丝网堵死，步行范围内所及的终点是地区政府大楼。就在泽连斯基将这座城市命名为“英雄城市”的五天后，2022年3月29日，俄军的导弹袭击摧毁了它一半的建筑结构，在它的中央留下了一个醒目的大洞。

那天清晨的袭击带有一丝“南方精神”的黑色幽默：有着一半朝鲜族血统的尼古拉耶夫州州长维塔利·金那天刚好睡过了头，上班迟到了。在那之前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参政不过两年的职场新人。就在开战的几天内，他诙谐的每日讲话很快让他走红。“晚上好，我们来自乌克兰。”他的所有视频都以同一句话开场，演讲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想法和对俄人的日常嘲弄：“军服徽章上印着鸡的国家（俄国国徽上有双头鹰形象）永远打败不了军服徽章上印叉子的国家（乌克兰国徽上有三叉戟）。”金原创的类似段子常出现在在乌克兰人的表情包里。

尼古拉耶夫的现实好像割裂成了轻快和沉重的两部分。被炸政府大楼前的广场本是苏联英雄的长眠地，这些墓并没有在“去共产化运动”中被拆除，而在广场深处新设立了哀悼阵亡乌军将士和牺牲平民的临时纪念展。一名老妇人缓缓迈向已经熄灭的长明火旁，在一座苏联英雄墓前放下红色康乃馨，静默片刻后又颤颤巍巍地向空袭残骸旁新设的战争纪念区走去，站定后仔细端详每一张乌军阵亡军人的遗像。灰白天色中，我们望见她的身影远去，这座城市恍然变得伤感。同一座广场，承载着两种相隔八十年的伤痛记忆，如此紧密地交织在当下。

尼古拉耶夫的心脏是曾为苏联打造巨舰的造船厂，它们连同遍布地下如血管般的自来水管道，都是上个时代留下的遗产。这场战争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它们不仅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并非易事。2022年4月，俄军炸毁了从第聂伯河向尼古拉耶夫输送淡水的管道。赫尔松解放后，乌克兰人修复了这段管道。但2023年俄军又炸毁了第聂伯河下游的卡霍夫卡水坝，洪水损坏了供水系统的泵机和电子设备。直到目前，尼古拉耶夫都无法从第聂伯河取水。

为了确保居民有水，市政府不得不调用流经尼古拉耶夫的布格河的水源。然而，由于离海水更近，河口的水是咸的，并不适合饮用。更重要的是，遍布在城市每个角落的水管都是苏联制造，许多60多年都没更换过，咸水严重腐蚀了这些钢管，经常发生泄漏甚至暴裂。打开水龙头时，流出的是有刺鼻异味的淡黄色液体，甚至还能看到沉淀的铁锈，即便是煮沸也难以饮用，只能买瓶装水喝。城市里时常穿梭着拎白色塑料桶的老人，跟着他们总能找到停在某个街角的清洁供水车。“在他们脸上，我读到了曾是苏联海军工业骄傲的工人现在不得不去街上取水的羞辱。”旅居尼古拉耶夫的瑞士记者塞尔吉·米歇尔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在弗拉德看来，尼古拉耶夫人应该向前看，尽管他父亲可能也是取水者之一。

“供水系统已在外国援助下开始重建了，这是一个大工程。”弗拉德告诉我们，乌政府已经承诺在今年底恢复尼古拉耶夫的饮用水供应。在丹麦援助下，尼古拉耶夫的部分老旧钢制水管已被替换为聚乙烯水管。新的输水泵站和线路也已开始建设，耗资数十亿美元，拿到订单的承包商被指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标，还因效率和腐败问题牵涉刑事诉讼。

城市的血管更新后，它的精神或许也将重构。弗拉德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最近尼古拉耶夫的新考古发现，这是由建造工事的军人偶然发现的古代墓葬，可追溯至公元前6到前5世纪，陪葬品包括起源于爱奥尼亚海的古希腊陶器。这并非新鲜事。古希腊人确实早在黑海沿岸殖民扩张，这已经反映在了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博物馆里。近年来乌克兰学术界正更加积极地挖掘这段尘封的文明。

“我们需要一个契机去告别那些历史，那就是现在。”弗拉德语速飞快地说着，没有再允许任何人插话。“未来，尼古拉耶夫博物馆的展出重点可能不会是那些旧航母了，我们的历史要从古希腊写起，要从那些新发掘的黑海遗迹写起。”

▍边境

布达佩斯向南开出的列车上，一名长相斯文的大哥捧着一本厚得像砖头的匈牙利语大部头，时不时望向身边乘客。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了交谈。原来大哥是乌克兰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族，他拿出地图展示自己的家乡——距离边境仅有7公里的别列戈沃（Берегове），虽是个小城，却是乌克兰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心。

大哥名叫拉兹洛，这是一个极为传统的匈牙利名字。他是一名高中地理老师，出生在乌克兰西部，老婆一家来自匈牙利南部的塞格德，他们在这依然有不少亲人和房产。然而，战时穿越边境实太过艰辛，尤其是对于他这样的适龄青壮年男性。他能够短暂出境，多亏了斯洛伐克的一个学术会议邀请，但他仍然得向乌克兰教育部申请才获得特批出国，一周不到他就要返程。

拉兹洛的种种观点和表现都更像是一个常听欧尔班讲话的匈牙利人。他显然受够了无休止的紧急状态，盼着早点和谈收场。“当然，你在媒体上从来只会读到Slava Ukraini（荣耀归于乌克兰）的口号，哪个记者也不会告诉你乌克兰人其实早就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基辅政府。”尽管拉兹洛本人也是2019年将泽连斯基送上总统之位的选民之一，但现在他感到一切都幻灭了。“他是个犹太人，所以才拿我们基督徒的命不当命！”拉兹洛睁大了眼睛，“有什么理由让我去送死呢？”为了表达反感，他不惜祭出阴谋论。

在这列缓慢行驶在匈牙利原野的列车上，拉兹洛感受到了回归正常的平静。

深处远离战火中心的外喀尔巴阡，即便在刚开战时最迫在眉睫的关头，也鲜少听到空袭警报。顿巴斯的血腥暴力、基辅时而爆发的猛烈空袭所带来的恐惧，只能从阅读新闻和前往西欧的难民经停时，或是看到阵亡士兵的讣告时才能感受到。但这种恐惧带给拉兹洛的窒息感是真实的：更多的年轻人会被带上战场，他们无法活着回来。

当谈到身份认同时，拉兹洛首先认为自己是个乌克兰人，其次才是匈牙利族。“我出生在这里，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还要怎么证明我是个乌克兰人呢？我只是不支持战争，并不意味着我不想让这个国家更好。但是如果紧急状态还在，泽连斯基还在，我们没有任何可能迈出变得更好的那一步。战争状态下，我们没有行使民主的权利。”

这种消极心态，被隔壁的匈牙利看在眼里，与欧尔班反对援乌的立场相得益彰，也自然而然成为吸引右翼选民有力的宣传叙事。“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孩子们躺在棺材里回来，我们也不希望匈牙利的资金流入乌克兰。”欧尔班一直认为，泽连斯基抨击匈牙利，是因为“匈牙利人不想为乌克兰人而死”。

拉兹洛这样的少数族裔，陷入了匈牙利与乌克兰双重民族主义政治交织的复杂网络中。乌克兰匈牙利语新闻媒体战前曾报道称，匈牙利少数民族受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骚扰。当时外喀尔巴阡的多个匈牙利机构均收到了代号为“乌克兰狼”的神秘作者撰写的威胁信。信中对这些“匈牙利狗”写道，“乌克兰不需要你们的飞地”，并威胁将通过暴力和没收财产的方式让匈牙利族学会“尊重国家”。

外喀尔巴阡在匈牙利的民族神话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曾是反哈布斯堡抵抗的象征，也是一些具有帝国幻想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用来吸引极右翼选民的“鱼饵”。然而，不同于顿巴斯，尽管经常裹挟于来自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乌克兰匈牙利人从未发起过分离主义运动，也未主张与匈合并。他们的政治目标最多是实现在乌境内的自治，推进包容的语言政策，但在2014年后，乌克兰官方在文化层面对他们的包容度急转直下。

广场革命后，乌克兰开启了激进的教育改革。2017年新教育法规定乌语为公立学校从五年级开始的必修语言，从中学阶段起，学生只能通过单独的语言科目学习母语。此举本是为了“去俄化”，却“误伤”了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不仅引导致了乌匈关系的恶化，也引起了同样在乌有少数族裔的罗马尼亚、波兰等欧盟成员国的批评。此后，在欧盟干预下，草案经过多次修订，过渡期从三年延长至五年，终于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式批准，但修改后的法律仅允许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另一边，欧尔班一直利用少数民族权利议题阻挠乌克兰的入欧进程。2025年6月，在布鲁塞尔的强烈反对下，匈牙利启动了极具争议的“全民公投”，调查民众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态度。95%的投票者选择了反对，尽管参与投票的合格选民不过200多万。布达佩斯学生文斯告诉我们，这场所谓“公投”在他看来就是儿戏，“随便谁点进来他们都会自动帮你勾选‘反对’。”

这场充满表演性质的公投掀起了匈牙利民粹主义的新一轮高潮，却让乌克兰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人身陷囹圄。匈牙利文化人类学家马克·罗斯科·卢斯托在走访乌克兰的匈牙利社区后，一些人向他抱怨“为什么布达佩斯不询问他们的意见”。“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我才是住在这里的人。”一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说道。

左右为难的局面驱使边境的匈牙利人向西逃离。事实上，近年来，特别是2022年后，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因为外喀尔巴阡从没有宵禁，很少成为袭击目标，一些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人认为这里是一个避风港而移居于此。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州长维克多·米基塔2023年12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约30至35万移居来的人口选择在乌日霍罗德等大城市定居，让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人口增加了约三分之一。然而，许多匈牙利族却早已移民了。一些匈族占人口多数的村庄已经成了“空村”。“只有那些融入乌克兰文化的人留下来了。”州长米基塔说道。

2010年欧尔班上台后不久就开始简化针对海外匈牙利人的入籍程序。乌克兰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一直试图阻止匈牙利向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族发放护照。但对于边境的居民来说，拿什么护照也许仅关乎生计。在这个乌克兰面积最小的州，平均月工资仅210欧元，而在匈牙利收入可达900多欧元。不仅如此，匈牙利政府还在外喀尔巴阡地区为寻求创业的人提供零息贷款——包括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但一个关键要求是商业计划必须用匈语书写。

就连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承认，应该向匈牙利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基辅邮报》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当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人士迪亚克称，是匈牙利政府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问题，乌克兰政府从来都没钱满足外喀尔巴阡州的需求。“现在国家立场问题不那么重要了。”别列戈沃外喀尔巴阡学院历史系主任乔治·恰塔里也说道，人们只是想去更美好的地方生活。”

沿着喀尔巴阡山脉一路向南，罗马尼亚族与匈牙利族感同身受，尽管自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以来两个民族一直彼此憎恨。在距离罗马尼亚40公里的乌克兰边境城市切尔诺夫策，每一个成年男子的日常生活都因随时可能收到的征召令而改变。这里的大多数人持罗马尼亚护照。2024年罗马尼亚加入申根区后，他们本应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机遇，但战争让一切停滞不前。

在切尔诺夫策一家难民NGO志愿服务的西班牙人妮娜告诉我们，切尔诺夫策离交战中心甚远，她从未感到不安全，唯一让她感到不正常的是街上人烟稀少。在她帮助的妇女当中，很多人的丈夫都上了战场，但他们并不是切尔诺夫策人。

“有一种诡异的氛围。我很奇怪这里的男人都去了哪里？”

“这里不再是一个州，而是一个警察系统。”2024年5月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时，切尔诺夫册州议会成员，复兴布科维纳和促进罗马尼亚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尤里·列夫琴科对媒体说道，“人们在街上会被逮捕。这里依然有很多罗马尼亚族，但大家都躲躲藏藏。所有年轻人都携家带口去了罗马尼亚，去了欧洲，因为他们在这里看不到未来。”

2024年4月，一则乌克兰罗马尼亚族男子在边境附近被强制征兵的新闻传到罗马尼亚，引起罗马尼亚当地媒体热议。在距离过境点仅几公里的乌克兰拜拉齐村，当地村民向罗马尼亚媒体发送了几名男子被抓捕的照片，他们双手被铐，有的跪在地上，围观村民正制止征兵队将他们强行带走。村民们称被征兵队铐住的男子当时正下班回家，并非征兵队污蔑的那样“试图逃往罗马尼亚躲避战争”。

征兵队的说辞并非空穴来风。南部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确实是逃兵“走线”的热门选择。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BIRN）2024年底发布了一项记者联合调查，披露了乌克兰强制征兵与男性公民非法偷渡的内幕。为了跨越边境进入罗马尼亚，一些乌克兰男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马拉穆列什山脉，一些人在蒂萨河溺亡，还有一些则因坠落山谷或失温而死亡。成功抵达罗马尼亚村落的人们通常都会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款待，罗马尼亚警察也对此习以为常。在难民中心获得临时保护证书后，这些乌克兰年轻人大多会前往西欧，“奔向自由”。

在外喀尔巴阡，尽管几乎没有太多强制征兵的案例见报，边境气氛还是紧张异常。在距离乌克兰边境咫尺的匈牙利小镇扎霍尼，我们多次看到空中沿着边境线盘旋的乌克兰直升机。飞机上的人有可能在寻找“逃兵”，但或许这也与乌匈间愈演愈烈的外交争端有关。乌克兰称在外喀尔巴阡州发现了一个匈牙利军事情报间谍网络，他们正搜集乌防空系统的位置信息，匈牙利立即回应，逮捕并驱逐了两名“乌克兰间谍”。

“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都无法相信对方国家现在还有‘正常人’。”《乌克兰、民族主义、少数民族》一书作者，匈牙利族学者齐拉·费迪内克认为，外喀尔巴阡少数民族的处境成为两国的政治议题，双方的交流已经被过于简单、充满敌意的叙事所主导。切尔诺夫策的列夫琴科也描述了他的沮丧：“在战争之前，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大问题的存在。有时我们觉得受了委屈，但我们会提出来，讨论，最后把事情解决。”

这种情绪并不是罗马尼亚人或是匈牙利人特有的。腐败、缺乏问责机制的政府和越来越多的非法动员事件，加深了边境居民与基辅、利沃夫之间的裂痕。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外喀尔巴阡，边境的概念曾经是模糊而弹性的，人们穿越边境而不自知，流动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常态。战争将流动的文化景观冻结成了排他的领土符号。边境穿越了人们，身份的界限变得更加清晰。感到不安的人们选择沉默。

在基辅因“迈丹精神”而颇具盛名的克里米亚鞑靼餐厅Musafir，乌克兰女记者曾对我们提起喀尔巴阡。对于她来说，野性而静谧的西部山区是一个战时的旅行“平替”选项，尽管她并不怎么与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共鸣。“我那些在喀尔巴阡山的亲戚们从来不主动提起战争，我要是提起来，他们立马就切换话题了。我感到很不可思议。”她摇摇头，“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吗？”

编辑 | 王尧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