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英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及附属教育机构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学堂），构建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体系，更开创性地探索了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轫之地。其确立的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成效，为当代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

“海防自强、技术自主”的办学目标

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暴露了清王朝“技不如人”的深层困境，也催生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奏折中明确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造船不可”。

在此背景下，船政学堂应运而生，以培养造船、航海等实用技术人才为核心目标，形成了涵盖制造学堂、驾驶学堂、艺圃等多所机构的教育体系，分别对应高级技术人才、航海人才与技术工人的培养。这种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定位，彻底突破传统教育“学而优则仕”的桎梏，为中国职业教育的诞生奠定思想基础与实践框架。

“求实、融合、精进”的办学理念

船政教育以“求实”为核心目标，彻底颠覆传统科举的虚文之学，将造船、航海、机械等实业技术作为教学核心，自然科学课程占比超70%，要求学生毕业时能独立设计监造军舰。1876年由船政学生自主设计建造的“艺新”轮，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融合”理念则体现在空间、师资与文化的多维贯通：学堂与船厂围墙相通，形成“图纸即教材、车间即课堂”的实景教学环境；聘请法英专家任教却严控教育主权，确保人才培养服务于本土需求；实行“上午学西技、下午修国学”的模式，实现技术能力与品德涵养的协同培育。“精进”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招生三重筛选、教学“三等淘汰制”（首届淘汰率达39%）、实船操作考核等严格标准，以及选派优秀学生留欧深造的制度设计，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构成职业教育“质量至上”的精神基因。

“厂校一体、工学交替”的办学模式

船政打破传统学堂的封闭格局，构建了“前厂后校”的实体化办学格局，实现造船厂与学堂在空间与管理上的完全融合。教师兼具教员与工程师双重身份，学生既是学员也是学徒，通过“上午学理论、下午进车间”的工学交替模式，将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船政首创“课堂—车间—舰船”三段式培养路径：前学堂学生全程参与船舶设计制造，1871级学生监造的“万年清”号成为中国首艘自产千吨级军舰；后学堂学生需完成两年远洋航行实习，1871年“建威号”南洋巡训便是航海实践教学的典范；艺圃则实行“三日上课、三日进厂”的工读制度，成为现代学徒制的原型。这种产教深度融合的模式，为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模式奠定历史基础。

船政精神的当代启示

船政学堂办学41年间，培养了大批军事、科技、外交领域的栋梁之材，形成“人才培育、技术自主”的双重成效。在人才培育方面，既涌现出邓世昌、刘步蟾等海军脊梁，也诞生了魏瀚、詹天佑等工程先驱，更有严复、陈季同等跨界精英，实现从技术人才到复合型人才的全面培养。在技术自主方面，船政坚持“权操诸我”原则，构建了完整的舰船生产产业链，通过教育培养本土技术团队，摆脱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这种“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印证了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核心价值，也确立了船政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轫地的历史地位。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船政教育蕴含的精神内核与实践经验，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其一，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船政学堂以“爱国、自强”为校训，培养的人才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彰显了“技术报国”的精神内核。当代职业教育应传承这一传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报国之志，培育兼具精湛技能与高尚品德的大国工匠。

其二，深化产教融合、实践育人。船政“厂校一体”的模式启示我们，产教融合要以产业需求为锚点，将人才培养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当代职业教育需推动企业从“育人旁观者”转变为“主导者”，让真实生产项目成为教学核心载体，强化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助力关键领域技术突破。

其三，秉持国际视野、开放办学。船政通过“借才异域”“派遣留学”引入先进技术与理念的实践，为当代职业教育提供了借鉴。新时代职业教育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扩大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人才全球竞争力，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作者系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