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意味着最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最深层次的改革勇气和更高优先级的资源投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新部署，进一步突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地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引擎作用以及创新体制机制的内生保障，系统构筑了“十五五”时期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权的战略体系。

　　更加突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战略地位

　　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中更前端、更核心的位置。这不仅体现了对产业基础性地位的重新认识，更标志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产业实践层面深化。产业体系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载体与实现基础，直接决定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与质量，也关系着国家竞争主动与发展安全。因此，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至战略优先位置，是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应对全球格局深刻变革的必然选择。

　　在战略目标层面，“十五五”规划实现了从“十四五”时期以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向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的“五强引领”目标体系的拓展升级。这一演进不仅拓宽了产业体系的覆盖范围，也提升了其战略能级。航天强国建设代表国家科技力量的顶峰与战略安全的核心，牵引高精度制造、先进材料、空间通信等一批尖端技术突破。交通强国建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骨架与血脉，对保障供应链韧性、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二者共同构筑起更为坚实、更具前瞻性的国家产业竞争力支撑。

　　在实施路径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并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生态。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先进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支撑作用。先进制造业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持续技术创新和知识开拓，为整个产业体系注入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筑牢实体经济根基、防止“脱实向虚”的关键举措。“十五五”时期还特别强调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将量子科技、6G通信、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海空天开发等前沿领域视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对这些领域进行系统谋划与早期投入，是我国中长期发展培育新增长点的“先手棋”，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跃升的重要保障。

　　更加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引擎作用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更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系统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这一过程中，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再是技术层面的自主可控，更被赋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使命。这意味着推动科技创新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成为必然，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与系统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从“支撑发展”向“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性转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定位，标志着科技创新在全局中的战略意义。过去，我国科技发展更多承担产业升级与效率提升的功能。在新发展阶段，科技不仅要破解“卡脖子”困境，更要成为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的“源头活水”。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形态，因此必须以系统性、前瞻性的科技突破，催生并引领其发展。二是攻坚重点发生变化，将原始创新置于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位置。全会强调“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现出从“解决应用难题”向“谋划未来可能”的战略前移。原始创新是实现“从0到1”的突破、形成技术策源能力的核心，也是新质生产力得以萌发的种子。三是体系效能提升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优化国家创新生态。全会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旨在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创新全局。数字中国不仅是技术工程的集合，更是赋能千行百业、重塑创新范式的基础平台。通过算力共享、数据流通与智能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得以深度融合。

　　从突破封锁到引领创新，从技术攻关到体系重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正以核心引擎之姿，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结构。这一进程，既是科技实力的系统性跃升，更是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科技根基与战略主动。

　　更加重视体制机制创新的内生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科技突破与产业升级，更呼唤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当前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不仅是技术与资金问题，更在于数据壁垒、科研评价、市场准入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面对这一现实，“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改革方法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协同发展，在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方面持续发力，系统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战略原则，推动体制机制从“统一框架”向“精准适配”的战略转型。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创新条件差异显著，有的地区重在原始创新，有的强在成果转化，发展路径必然多元。如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打造“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有效激活了经济发展新势能。可见，体制机制的设计必须摒弃“一刀切”思维，转向构建能够识别差异、响应需求、赋能特色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一域一策”的精准治理。

　　以“系统集成”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协同发展。全会强调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旨在打破三大领域间的制度壁垒，构建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到产业应用的贯通式发展生态。其关键在于形成知识创造、技术转化与价值实现的畅通链条，以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创新激发协同效能。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改革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唯有实现三者的良性循环与深度融合，才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者与创新型人才。

　　以“科技金融”构建适配创新规律的资本支持体系。要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资金瓶颈，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入全链条。这一部署不仅是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举措，更是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催化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制度杠杆。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