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赢 马晓霖

2025年11月25日，《欧洲防务工业计划》（EDIP）的正式通过标志着欧盟防务一体化完成历史性“战时转轨”，此举标志着欧盟防务生态发生范式革命：那个长期信奉“市场自由主义”、以“规范性力量”自居的欧盟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行政集权型战备体制”主导的、被深层地缘焦虑驱动的新欧洲。

在这一新体制下，产业逻辑已完全让位于地缘安全逻辑。透过繁复的法律文本，我们看到的是欧盟正试图通过“法律筑墙、地缘借力、危机预设”的三重战略，在法理与物理层面构建一道针对特定非欧国家的制度性屏障。

一、范式革命：从“软实力巨人”到“行政集权型”战备体制

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在《欧洲防务工业计划》（EDIP）的推动下，迎来深度的体制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层动力，源于欧洲政治精英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极度悲观预期。面对俄乌冲突导致的高强度战争回归，以及对单纯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已不足以应对常规战争威胁的痛苦共识，欧盟精英层认为必须掌握硬实力的物质基础，将自身从一个仅有规范性影响力的“软实力巨人”，转化为具备独立行动能力的“硬实力一极”。

首先，这一法案的通过宣告了欧盟正式终结长达三十年的“和平红利”思维，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具备长期动员能力、供应链韧性与高度一体化的“准战时”国防工业体制。这一变革有明确的顶层设计支撑——即《欧洲防务工业战略》（EDIS）。EDIP作为EDIS的核心实施机制，旨在通过制度性手段增强欧洲防务工业技术和工业基础的战略自主性，并减少被非关联第三国的控制与对其的依赖。三十年来，欧盟防务市场高度碎片化，长期公共投资不足，产能仅为和平时期而设，导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陷入“产能枯竭”的窘境。此次改革打破“政府不干预企业”的传统禁忌，设立防务工业战备委员会，并引入“优先评级订单”机制，赋予布鲁塞尔类似美国《国防生产法》（DPA）的行政管理权。在被认定为“供应危机”的状态下，欧盟可以强制要求供应链上游的关键民用或军民两用企业接受并优先处理订单，打破既有商业合同，转产军需或优先供货，将生产和采购从“临时性”转向“组织性”。

其次，这是欧盟构建全面对华战略硬化政策体系的核心拼图。EDIP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欧盟对华战略焦虑的具体投射。结合同期推进的“扩大协议”（地缘边界外扩）和“数字综合法案”（数字法案对美松绑对华双标），欧盟正在构建一个从上游资源、中游制造到下游出口的全封闭闭环。此次修法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和对外排斥趋向，通过设立“35%非欧组件上限”及严苛的“控制权审查”，意在物理上切断中国供应链的嵌入路径。其战略意图在于利用法律工具进行“休克疗法”，倒逼欧洲主承包商（如空客、莱茵金属）进行痛苦但彻底的“政治清洗”，构建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循环的“去中国化”独立国防工业基础。

最后，这是欧盟从“战略自主”向对美“战略支援”的角色异化，为台海等潜在冲突充当后勤。表面上看，EDIP旨在通过“购买欧洲”减少对美依赖，实现战略自主，但在现有北约架构下，这一努力客观上正在异化。法案中关于“安全危机状态”的泛化定义，实际上为欧盟在非本土冲突中启动产业动员提供了法律后门。在台海等潜在冲突情境下，EDIP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是让欧洲独立自保，而是为了让欧洲有能力在盟友需要时，提供决定性的产业和后勤支援。通过强化北约欧洲支柱，欧盟实际上在促成一种“隐性分工”：欧洲承担对俄常规防御，从而“解放”美国的战略资源以聚焦印太；同时，利用EDIP打造的工业能力，充当美国干预印太的“后勤兵工厂”。

二、制度性排华：以“去风险”为名的精确清洗

通过对EDIP法案文本及其附件的深度研读，可以发现此次修法在法律技术细节中埋藏大量针对“非关联第三国”（实质针对中国）的防御性条款与遏制逻辑。这不再是市场准入层面的壁垒，而是资格层面的“清零”。

第一，通过“三大法律支柱”构建制度性排斥架构，实施产业链的物理切割。

新法案第10条及相关条款构建了一个精密的“三级过滤机制”。其一，“控制权审查”具有极强的穿透性，法案规定资金接收方不得受非关联第三国实体的“决定性影响”，这直接切断了中国国有企业或资本通过收购欧洲“僵尸企业”或设立子公司间接参与的可能性。其二，“属地原则”实施物理隔绝，强制要求核心生产设施和资产必须位于欧盟境内，旨在强行切断欧洲企业利用中国低成本产能完成订单的“离岸外包”路径。其三，最致命的是“设计权责方”审查，法案要求产品的核心知识产权、演进决策权必须由欧盟实体完全掌控。这意味着即便产品在欧洲组装，若关键算法、芯片架构、特种材料配方源自中国，都将因“缺乏技术主权”而被认定为不合规，导致我在稀土永磁、特种钢材、含能材料前驱体、PCB电路板等领域的传统优势面临制度性清退。

泛化“军民两用”概念，通过信息单向透明化构建对华精准反制的情报基础。

欧盟正在加速将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先进材料等许多本质上属于双重用途的前沿技术融入军事能力。EDIP虽然名义上针对防务产品，但其“供应安全机制”（SoSR）明确将民用或双重用途组件纳入监控范围，因为这些组件的短缺可能严重威胁到国防产品的及时可用性和供应。这将导致我国在人工智能、商用无人机、先进材料等优势领域的民用出口面临“泛安全化”审查。EDIP建立的全域供应链制图和监测机制，旨在分析欧盟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识别危机相关产品和瓶颈。虽然委员会在信息收集上主要使用公开数据，且向欧洲境内企业发出的信息请求通常是自愿的，然而，成员国需要在其境内绘制防务供应链图，并将相关发现移交给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防务局。这一信息收集机制极大推动信息对欧单向透明，汇总分析所得出的关键依赖情报，极易成为西方阵营制定更精准出口管制和“去风险”战略的反制情报基础。

三、涉台预演：“安全危机”的泛化与干预门槛的降低

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务委员会共同报告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将《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称作是“通过整合乌克兰和欧洲工业，旨在建设一个更具韧性和主权的欧洲，这是确保能够有效保护我们的民主的关键”。而被视作站在“我们的民主”对立面的对手，则不言自明：欧盟在《欧洲防务战备白皮书2030》中，将中国的崛起定性为“战略性”的安全影响，称中国为基于一种“完全不同——威权主义和非民主——的政府体系”之上的系统性挑战。欧盟介入台海风险的动因已超越单纯的“芯片供应链安全”，升级为维护其核心地缘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综合行动。这种介入也是配合美国战略资源重新配置的隐性分工，以及将芯片安全扩展到“全球贸易自由航线”和“国际法秩序”的维护，为突破地缘利益边界进行干预提供最高层级的说辞。

EDIP通过对危机状态和关键产品的泛化定义，构建了在台海冲突情境下，欧盟能够延伸权力、干预民用供应链（如芯片）的法理后门。这种干预权力的核心在于降低了决策门槛：EDIP第2条规定，“非关联第三国”发生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也可触发危机响应；第48条规定，激活“安全危机状态”仅需理事会根据委员会提议，以“合格多数投票”通过《实施法案》即可。这使得启动危机响应的门槛大幅降低，成员国一致同意降维到布鲁塞尔的行政裁量。一旦危机激活，EDIP的权力将延伸至非国防领域。法案第2条还将“危机相关产品”定义为“国防产品或其组件或原材料，或对其生产至关重要的任何产品或服务”，这明确将芯片等关键民用组件纳入管制范畴。在“供应危机状态”下，委员会不仅可以要求非国防产品生产企业提供信息，更能通过《实施法案》“强制有关企业接受或执行优先评级订单”。这种强制执行机制，赋予了欧盟对关键供应链的排他性控制权。

法案中设立的USI允许乌克兰企业直接参与欧盟联合采购，就是现成的模板。这为未来在台海情境下，援引“安全与防务利益”对被视为对手的非关联第三国供应链进行限制，提供了现成的法律操作路径。一旦所谓“台海有事”，欧盟无需承认其国家地位，只需宣称维护“全球芯片供应安全”或“支持民主伙伴”，即可名正言顺地启动危机响应机制，复制USI模式，启动“优先评级订单”，强制欧洲企业加速生产盟友急需的物资，甚至切断对我方的民用技术供应，大大降低其介入中国内政的决策门槛和执行成本。EDIP及其危机响应机制通过模糊地理和军事界限，成功构建一个制度性“后门”，使欧盟在无需承认主权的情况下，即可援引工业安全或战略自主的名义，对全球热点地区的冲突进行实质性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干预，并实现对关键物资的排他性控制权。这种“产能介入非盟友冲突”的机制，实际上宣告了欧盟准备充当地区冲突的“后勤总管”。

四、内部悖论：激进战备雄心下的三重结构性裂痕

尽管布鲁塞尔的顶层设计看似逻辑严密，但其激进的战备雄心与成员国破碎的财政现实、工业现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EDIP作为监管框架仅拥有15亿欧元的“适度”核心预算，迫使欧盟必须依赖外部杠杆和不确定的资金来源。这种落差构成了EDIP执行层面无法回避的“灰犀牛”，并引发了欧盟内部三重深刻的结构性撕裂。

第一，“欧洲安全行动”（SAFE）机制与前线国家存在路线之争，本质是效率与自主的零和博弈。欧盟试图通过SAFE提供高达1500亿欧元的长期贷款来弥补预算缺口，但其附带的“至少65%组件源自欧洲”的规则，与波兰等前线国家的生存逻辑发生了剧烈碰撞。前线国家面对紧迫的战备缺口，倾向于使用国家预算直接购买“现货”（目前78%的采购来自非欧盟国家，其中约63%来自美国）。这种对美制装备的路径依赖，使得旨在整合欧洲市场的EDIP面临被架空的风险：成员国为了追求“战备效率”而绕过SAFE机制，导致欧盟的“战略自主”目标在执行层面被空心化。

第二，“乌克兰支持工具”（USI）的融资结构脆弱性，引发了财政保守派的深刻恐慌。USI虽然获得了EDIP的部分赠款支持，但其大规模运作仍需依赖SAFE贷款和外部资金。对于德国、荷兰等财政保守派国家而言，SAFE本质上是将债务留在了国家层面，尽管避免了共同债务的政治敏感性，但仍增加了各国的财政负担。更令人担忧的是，EDIP计划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意外收入来资助相关项目，这被视为一种极不稳定的资金来源。这种依赖贷款工具和不确定性收入的“拆东墙补西墙”模式，不仅暴露了项目在财务上的脆弱性，也势必再次激化南北欧洲关于财政纪律的传统矛盾。

第三，“绿色议程”与“战时经济”的深层互斥，限制了私营资本的动员能力。欧盟试图通过“储蓄和投资联盟”动员私营资本为国防工业“输血”，但这与其长期坚持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存在根本性冲突。尽管欧洲投资银行（EIB）在政治压力下放宽了对“双重用途”项目的融资限制，但仍明确排除资助致命性武器和弹药。在资本市场上，将国防工业包装为“增强和平的可持续产业”仍面临巨大的道德阻力。私营资本在“地缘政治责任”与“ESG合规”之间面临精神分裂，只要欧盟不愿彻底放弃其绿色霸权，这种结构性的“道德阻力”将持续限制EDIP融资底池的规模。

五、结语

从“数字综合法案”对人权洁癖的告别，到《欧洲防务工业计划》对市场迷信的破除，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旧欧洲”的谢幕。那个曾经以“规范性力量”自傲、试图用规则规训世界的理想主义欧洲，正在生存焦虑的驱动下，被迫换上一副由行政集权、地缘算计和保护主义铸造的青铜铠甲。

这一转轨充满了历史的讽刺：欧盟正在熟练地运用起曾经被它严厉抨击的“国家主义”工具，去构建一道道有形的和无形的铁幕。对于中国而言，看清这道“防务铁幕”的升起固然重要，但更需洞察其背后的虚弱与撕裂。一个需要通过牺牲核心价值观来维系生存的欧洲，展示的并非力量的复兴，而是创伤性应激下的战略收缩。在欧盟内部多重难以弥合的结构性裂痕面前，这套宏大而精密的战备体制能否如愿运转，历史尚未给出定论，但其引发的地缘震荡已不可避免。

王婉赢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马晓霖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