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义伟

20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了高压、专制、残酷、独裁的统治，留下两道历史伤痕：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的“二二八事件”；另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对政治异见者的镇压，政治犯要么被投入大牢，要么被处以极刑，刑场设在台北市马场町。

吴石、朱枫等人就是在马场町就义。

20世纪60年代，这批政治犯陆续出狱，之后他们的生活陷于困顿，开始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并于1987年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下称互助会）。1988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拍板决定将原来的刑场马场町改建成纪念公园。1991年秋，互助会在马场町举办追思会追思白色恐怖受难者，此后每年一次。

互助会的政治诉求是追求国家统一，被视为统派组织，因此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不参加追思会；互助会祭奠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因此国民党高层也唯恐避之不及。

今年的追思会于11月8日举行，有两个现象令海峡两岸震惊。

其一，追思会上摆放着受难者遗像，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等烈士的遗像赫然在列（往届追思会是否有他们的遗像不得而知）。

其二，新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加了追思会。她向受难者敬献花圈、三鞠躬，其中第三个是深深地鞠躬，超过90度，而且时间很长。

台湾舆论一片哗然。对郑丽文此举，有支持者，有反对者，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民进党当局则是落井下石，给郑丽文扣上红帽子。台湾“陆委会”于11月8日傍晚发布新闻稿，对郑丽文出席追思会追思“共谍”吴石的行为表达谴责与遗憾。

大陆网友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自媒体账号对郑丽文的行为进行了多种解读。

郑丽文在参加追思会后向媒体做了解释。她说从接到邀请函、到跟主办单位沟通，双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吴石这个名字。她表示这个活动举办很多年了，主题是追思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吴石是情报人员、肩负特殊使命，与政治受难者有所不同。

郑丽文表示，她希望未来不再听到政治受难者这个词语，在台湾，每一个人都不需要为政治信仰付出青春和生命，这是台湾人民的最基本权利，“这是我们的底线”。

对上述事项，笔者简要评析如下：

第一，郑丽文参加追思会与吴石将军等人的关系。

这一点其实不必过于深究。郑丽文表面说了什么，外界听得见；她心里怎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互助会是一个促进两岸统一的组织，她能参加追思会，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台湾《中国时报》11月10日发表题为《直面国共历史悲剧，共促两岸和解》的社论，认为郑丽文参加追思会是“（向中共）伸出和解之手，创造和平的架构”，“（希望国共）尊重彼此过去所扮演的角色，走出冤冤相报的无底深渊，和解合作，共同开创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

这一解读是中肯的。

第二，除了表达和解之意，笔者认为，郑丽文参加追思会的更大意义在于反击民进党的舆论霸权。

台湾《旺报》11月10日发表社评《跳出民进党误导的认同陷阱》，提到两个现象：其一，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之前,“我是中国人”和“台湾人是中国人”仍然是台湾社会的多数共识。现在，台湾社会认同“我是台湾人”的民意比例升至9成，“我是中国人”的比例降至1成，“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则在约3成徘徊。其二，现在的台湾社会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很高。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显示，7成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其中20—29岁的年轻人对中华民族认同比例最高，这是过去20多年来前所未见的新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

笔者认为，是民进党舆论霸权的引导、误导，导致了台湾社会对“中国人”认同的大幅度下降；而台湾的年轻人，一则没有历史包袱，二则对民进党的舆论霸权免疫，加上两岸交流日渐热络，同文同种的感觉在血脉深处苏醒，所以民族认同感迅速提升。

郑丽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声喊出“我是中国人”，并勇敢地参加这场追思会。

这是打响了反击民进党舆论霸权的第一枪，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