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科学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2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彰显了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深刻领会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人类绿色发展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两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两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物质统一性。“两山”理念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系统观，强调“不吃祖宗饭、不断子孙路”代际公平观，倡导“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全球治理观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核心思想的继承，又结合人类规律、中国实际进行了系统性创新。同时，“两山”理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物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再到自然生产力，经历了三级演进的过程。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开始关注生态问题，认为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这就是自然生产力。“两山”理念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等论断，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把自然承载力放在首位，要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能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宝贵的生产要素，把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自变量之中，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两山”理念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两山”理念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实现了从朴素生态观到系统性文明范式的升华，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一是从道德倡导到制度建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多停留于哲学层面，缺乏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升为国家意志。我国先后制定出台了多项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完善了几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将古代乡规民约中的守护责任升级为党政同责的刚性制度，实现治理主体从个人到国家的跃迁。二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治理”。传统生态智慧强调“顺应自然”的核心理念，被动适应环境承载极限。“两山”理念提出的源头防控、对生态环境系统性治理、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等观念，推动环境治理从“被动适应”向“主动治理”转型。三是从局部修复到全域统筹转变。传统生态智慧注重局部修复与经验传承，“两山”理念提出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体系，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整体性推进。四是从“取用有度”的保守保护到生态与经济的动态转化。传统“取用有度”强调对自然资源的有限索取，本质是对环境的被动节制，而“两山”理念赋予生态资源双重属性，将保护行为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两山”理念提出的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再到对生态环境反哺保护的闭环机制，摒弃了传统的机械保护观，突破单纯“取用有度”的局限，强调生态与经济的动态平衡，将生态保护成效转化为经济收益并反哺生态修复，破解了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两山”理念是对西方环境经济学的批判超越

　　“两山”理念是对西方环境经济学的批判。西方环境经济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认为个体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是市场完美性假设的缺陷，认为市场无摩擦、无交易成本，且信息对称。三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弊端，认为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低趋高，不断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达到某个临界点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这种路径本质是“牺牲环境换发展”，导致全球面临“生态赤字”。“两山”理念对西方环境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一是西方环境经济学长期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前者强调人类利益优先，环境为人类服务，将自然视为可供开发的资源库，从而导致生态掠夺；后者强调自然权利优先，人类需降低对自然的干预，否定发展的合理性。“两山”理念突破了对立思维，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二是西方环境经济学长期陷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思维，而“两山”理念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彻底打破这一迷思，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从而实现“绿富同兴”协同增效。三是西方环境经济学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系统的外部约束，忽视了生态的文化、生物多样性等非经济价值。“两山”理念将自然生态系统视为可量化、可增值的“绿色资本”，提出了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动态转化路径，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框架。

　　“两山”理念打破了西方生态话语垄断

　　“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以原创性理论为内核，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以价值重构为导向，以话语传播为手段，构建了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彻底打破了西方长期主导的生态话语垄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话语范式。在理论方面，“两山”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深度融合，形成了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主理论体系，彻底摆脱了对西方生态理论的依附。“两山”理念通过通俗化表达，替代了西方“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等抽象术语，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辨识度的话语标识。在实践方面，西方生态话语长期陷入发展与保护对立的困境，认为经济增长必然污染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两山”理念通过中国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是辩证统一而非矛盾对立的关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协同共进，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绿色发展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两山”理念的实践成效彻底打破了西方发展与保护“对立论”话语垄断。在价值重构方面，“两山”理念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明确了“生态保护”的民生属性，这一价值导向彻底打破了西方“生态保护是少数人的责任”的逻辑；“两山”理念强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追求自身发展，同时有责任保护生态环境，打破了西方“发展中国家应牺牲增长保环境”的逻辑；“两山”理念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形态，为全球文明转型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在话语传播方面，“两山”理念通过话语输出，彻底打破了西方对生态话语的垄断，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话语”之一。“两山”理念被写入多个联合国文件，成为国际生态治理的共同语言；“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平台已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平台、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两山”理念指导下的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荣获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这些案例用“中国实践”证明了“两山”理念的全球适用性，打破了“生态治理只有西方模式”的偏见。

　　“两山”理念破解了发展和保护的“二元悖论”

　　从国际上看，“两山”理念为全球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智慧”。面对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等挑战，“两山”理念用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可协同共生，为发展中国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提供了经验借鉴。“两山”理念在不同国家、不同生态场景中得到成功应用，形成了“本土化适配”的实践案例。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认为，许多西方人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尖锐对立的两面，而中国着力于将二者协调推进，对生态文明建设怀有“坚定决心”，这其中蕴含着“大智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南非西开普大学学者马哈茂德·帕特尔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时代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念，引领中国走出一条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之路。

　　从国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千万个“余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福”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一是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自然资本持续增值。各地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空气质量逐年改善，地表水水质总体向好，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提升，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实现了生态系统修复与功能提升。二是产业绿色转型，经济价值充分释放。“两山”理念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向“生态赋能”转变，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催生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制造等新兴经济形态。三是民生福祉提升，生态红利普惠群众。“两山”理念将生态改善与民生保障相结合，让群众共享生态成果。良好的生态环境降低了人民群众健康风险，城乡生态空间更加宜居宜业。同时，生态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富民产业，极大地提升了民生福祉。

　　天津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在生态修复、价值转化、顶层设计、区域联防联控等领域不断探索，实现了“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双赢，为京津冀生态安全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修复筑牢绿色发展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以“两山”理念为指引，构建“三区两带中屏障”生态安全格局，北部生态保护区强化水源涵养林建设，中部湿地核心区实施退耕还湿，南部生态湿地优化蓄洪功能，修复153公里海岸线，治理17.4万亩沙化土地，建成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同步推进盐碱地改良等，筑牢了绿色发展根基。二是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新动能。山水资源激活文旅经济，蓟州区郭家沟村以“政府+公司+农户+资本”模式发展民宿，成为乡村旅游热点；农业生态化助推提质增效，西青区王稳庄镇整合特色农业、农村旅游、稻田文化，打造农旅融合品牌；低碳城市培育新兴产业，中新天津生态城探索“生态+智慧”模式，构建智能科技服务、文化健康旅游、绿色建筑等产业集群，形成绿色经济增长点。三是制度创新保障长效发展。创造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回头看”。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连续签订三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四是生态红利惠及民生。通过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直接带动就业与增收。西青区王稳庄镇引入高端产业，农民通过现代化种植与旅游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收入；武清区利用海绵城市技术，显著减少城市内涝，改善水环境质量，同时以生态景观与便民设施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典范。五是区域协同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天津在践行“两山”理念过程中，高度重视区域协同，通过京津冀跨区域规划、生态治理联动、制度共建等举措，形成多层次协同机制。通过区域协同，不仅提升了天津本地生态质量，还强化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为超大城市群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双赢。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课题组 执笔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 徐瑛 丛屹 罗琼 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