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冷的警局大厅，一位孤独的投案者缓缓走近。他身影略显单薄，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疲惫与不安。那孤独的背影仿佛承载着无数的心事与愧疚，每一步都像是在迈向未知的审判。他的双手不自觉地绞在一起，仿佛在寻求一丝慰藉。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只有他那急促的呼吸声在寂静中回荡。他的投案，像是在黑暗中撕开一道口子，将自己内心的秘密与罪过暴露无遗，那孤独的身影，注定将在这警局中留下深刻而沉重的印记。

今天看到了一位正厅级老同事主动投案的消息，很是震惊。这几年我在某地方工作时的三十多名厅级同事、十多名省部级同事先后出事，但今天这位老同事给我的震动最大。一名干部的腐化及受处理，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相信纪检和司法机关会依纪依法做出公正的审理。

这位老同事是70后，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去高原之前，他是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自愿选择离开北京舒适的环境到高原工作，一定是充满了理想主义，愿意把青春奉献给祖国需要的事业。他甚至把妻子也调到了高原工作，还有儿子也一度跟着他们到高原上学，后来儿子才回到北京。

作为与老同事具有相似经历，同样曾在高原工作过的一位辞去公职的人，我有些心里话其实想说说。

一是多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几乎每一位异地工作的干部都是孤独的。离开了亲人的圈子，没有了老同学的交流，缺少了老同事的氛围，天高地远，每一个人都忍耐不了这种寂寞，特别是每天下了班或者周末的时候。

老同事的孩子今年在北京一所中学高三毕业。三月份的时候，他的朋友圈转发了一张儿子所在中学成人礼的照片。老同事的朋友圈每个月更新两次。但5月中旬以来他停止了更新。可见这一个多月来是他内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主动投案，还是不投，他一定在内心推演了无数次。

北京高考今年6月25日出成绩。他选择在儿子高考成绩出来的前一天，与家人做了告别，与自己的过去做了割断。他认为终于完成了培养儿子的任务。投了案，自己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了地。但如果进入司法程序最终被定罪，孩子哪怕分数再高，前途也会蒙上阴影。

二是多关心他们的仕途成长

没有人就该享有在高原工作一辈子的命运。不但本地干部不该如此，外地来的干部也不该如此。今年4月初，这位老同事的朋友圈转发了梅永红的一篇知识类的公众号文章。梅永红原来在农业部、科技部等部委工作，2010年末作为第一批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交流任职的干部，任山东省济宁市市长。5年后，他辞去了公职。现任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华谷研究院理事长。

我是第三批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交流任职的干部，2012年去了西部地方。2016年上半年我辞去公职后，有一次到这位老同事担任市委书记的地方出差，本来没有与他见面的安排，但他知道我来了时，特意到宾馆来看我。我记得，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辞职。可见，老同事是考虑过辞去公职这个选择的。

某些西部省区的干部构成，主要是三个类型。首先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他们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第二种是援建干部，也就是挂职干部。他们大多三年一个周期，虽然艰苦，但总有回去的希望，而且会因这三年的经历得到提升。第三种是从北京或其他内地省、市、区平级调动而来的干部。除了户口，他们的组织人事关系都迁到了新地方。他们是新的地方干部。这种类型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了回到原来工作城市或回到内地的可能性。如果要离开高原，除了辞职，可以说几乎没有其它的选择。但近年来组织上对干部辞职做出了严格要求。

三是多关照他们的生活条件

西部高原条件艰苦。这些年来，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很大。以挂职干部为例，每人都有独立的住房，有集体食堂，最起码食宿无忧。挂职干部还会有补助。但这些条件对于调到高原实际任职的干部却没有。

我到高原工作之初，曾向当地的组织部门提出，能不能到挂职干部的食堂搭个伙，免得每天中午大街上到处找吃饭的地方。得到的回复是，不行，他们的预算中没你的。我们国家很大，政策都是普遍性的，难免覆盖不到每一个特殊的人。因此自己也没有说什么。好在省政府机关食堂最终接纳了我以及和我一样情况的另一名干部。

老同事所在的那个高原地方正在进行以坚决破除“特殊论”和“补偿心理”为主题的教育。我不相信老同事一开始就是抱着贪腐的目的去的高原。老同事一案的发生，本质上是他到高原工作后逐渐滋生的“补偿心理”。他忘记了自己青春年少时的理想和初心。当然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有机会主义的成分。

一名具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北大教师，“爱国”应该是他骨子里的精神。老同事今年上半年的朋友圈十多条更新中，“爱国”仍然是一个主题。他由北京到艰苦地区工作后发生的蜕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