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乐夜话：《被杨永信拯救的家长们》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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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为不易！（图/小罗）
2017年的时候，我和当时的同事们一起写了关于山东临沂“网戒中心”的报道。我们分头采访了许多曾在网戒中心待过的孩子们。这些报道后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儿麻烦，但也还好。
在那组文章发布之后，我们接到了许多网戒中心学员家长的电话。我已经忘记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电话的了，可能我们把联系方式写在了网站下方，以至于他们不但要打电话，还说要租几辆大客车进京来找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干这种把联系方式写在网站上的笨事儿了——总之吧，家长们开始不停地给我们打电话。整个编辑部都坐在一间屋子里办公，我连了一条电话线到我的办公桌上，凡是家长的电话，我就打开免提，作为大家工作的背景音。
大多数家长都只是宣泄一通，不用我说什么，他们说完了就挂了，上一个挂了，下一个就会打进来。污言秽语当然有，恶毒诅咒也有，还有几位家长语调抑扬顿挫，而且能使用押韵的修辞，算是平淡工作中的一抹亮色。我也不是一直接电话，平常我都把电话线拔掉，工作累了就把电话线接上，一接上电话就会响。听几个，觉得没劲了就再把电话线拔掉。
2019年，我们的同事熊宇老师去了一趟临沂四院，那时心理门诊介绍栏里已经没有杨永信的名字，医院周围也看不到家长了
很多家长咒骂我“断子绝孙”“一辈子没有男孩”，而且似乎很期待这些话能让我羞愧，这让根本没想过这些的我产生一种难以自辩的恍惚。还有一次，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还在单位，有个中年山东口音的男性家长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装出一副阴森的口吻，说：“你猜我在哪儿？唉？你回头看看？我就在你身后呢！”我拿着听筒，一时间有些茫然，感觉梦回初中……
但也有一些家长几乎是哀求我们拿掉那些文章，并真情实意地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解，他们用特别真诚而困惑的语调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寻找自己唯一的希望，难道我们就这么铁石心肠吗？有时候我甚至能在脑海中想象电话那头是个慈祥的奶奶，就是那种会在我渴的时候送我一瓶水的善良的人，或者会在路边孩子遭受危险时挺身而出的人。面对这些责问，我们也没法用冷硬或调侃的态度回复，而实际上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复。
在接电话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挑选一部分看起来表达欲比较强、逻辑相对清晰，态度也较为冷静的家长提出采访要求。我们一直希望补全整个故事，对于网戒中心，没有家长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家长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网戒中心？他们都经历过什么？他们知道这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什么吗？而其实你越了解网戒中心，就会越产生无力感。
在此之前，很少有一个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多网戒学员的家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很幸运。所以我会挑选一些能说话的机会，借机提出采访的要求。大多数家长都拒绝了我，但也有很多家长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或告诉我们他们自己的故事。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人沉迷网络的现象也十分常见，由此诞生了一个词——“老年网瘾”
2017年的时候，网戒中心仍然存在，有些家长们的孩子仍然在那儿，所以他们都极为谨慎。还有些家长纯粹是因为朴素和善良，在未必完全清晰地知道结果是什么的状态下和我们讲了自己的故事——他们可能也需要有人听到他们想说的事情。为了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我们打乱了他们的故事，把所有家长整合成了两位有代表性的家长。我们还在现实中采访了一位家长，她和她的孩子已经离开了网戒中心，所以并不太介意我们原话照登。
我们当时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全对临沂戒网瘾中心的观察角度，但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篇报道并没有机会被发出来。我以个人名义将其发表在我的知乎专栏里，但毕竟留有遗憾。直到现在，借助一篇新的报道，我们才决定让它在应有的地方——我们的“每日聚焦”栏目中——发布。此时距离它被写完，编辑改好，配完图，排好版并进入待发布状态已经过去了6年，世界有了许多变化，当时的同事们大多已经去了新的公司和岗位，但这篇文章终于出现在了它应该出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