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叫一声母亲
好想叫一声母亲
九十年前，河北冀县伏家庄村北有棵大槐树。由于树龄年代久远，大槐树的根部形成了一个洞。每当夜深人静，便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脚步轻盈地来到槐树下。兵荒马乱，吃过晚饭，庄稼人便早早地上炕歇息了，河北平原的夜色漆黑而又静谧。她警觉地观察许久，然后弯腰在大槐树根部的洞里放一块土坷垃或一块砖头。
她就是共产党员刘玉芳。冀县位于冀南平原腹地，刘玉芳的家是冀南地区党组织的联络地点之一。如果她在树洞里放一块坷垃，代表平安无事，同志们可以放心去她家。如果放的是一块砖头，则代表有情况，不能进家接头。放好暗号，她还要再观察一番才悄悄离去。无论是警觉的神情、有条不紊的动作，还是悄无声息的脚步，你绝对看不出这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缠过小脚的普通农村妇女。
刘玉芳是土生土长的冀县人。1903年出生于县城北关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嫁到伏家庄。丈夫名叫胡灿章，小学毕业，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文化人。胡家祖上是富户，到胡灿章这一代虽然家道中落，但一家人勤恳务农，日子还算宽松。刘玉芳原以为和大多数的农村姐妹一样，生儿育女，平平淡淡一辈子也就过去了。命运的改变，是因为村里来了一位叫李力的教书先生。1931年，18岁的李力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活动在津浦铁路线上。第二年年初，受党组织派遣，李力回到家乡冀县，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因为学校距离刘玉芳家很近，彼此经常来往。这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朴实热情，在和刘玉芳夫妻聊天时，他讲的一些道理这对农民夫妻闻所未闻，但事后回味又觉得确实对头。时间长了，胡灿章也去学校串门，并在李力的住处看到一本小册子。在如饥似渴地读过之后，他明白了李力是什么人，共产党是什么党，并把一切都告诉了妻子。夫妻俩郑重地向李力提出：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在报经中共直南特委批准后，1932年刘玉芳成为冀县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接着，他们三个人组成了冀县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李力任支部书记。1932年年底，已担任中共冀县县委书记的李力，不再兼任伏家庄党支部书记，由刘玉芳接任。这样，刘玉芳又成了冀县的第一个女支部书记。
这个时候的刘玉芳虽然还讲不出很多道理，也知道自己不能像李力那样，如一盏灯照亮别人，但她有信心做一滴灯油，让共产党这盏灯更亮。
1933年开始，组织上把联络地点设在她的家里，同志们一到，全家都忙活起来。刘玉芳烧水做饭，孩子们出去放哨。她还给那些终日为革命奔波的同志们买布做衣服，那些经常到她家联系工作的同志，几乎都穿过她做的衣服。为筹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她先后卖掉家中的八亩土地。后来中共冀（冀县）枣（枣强县）工委在她家设立了地下印刷所，刘玉芳负责装订。虽然她不识字，但是耳濡目染，对革命的道理懂得越来越多，胸襟越来越开阔。1937年8月，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时，在邻县枣强的一个农民家中留下了三支步枪。那时候抗日武装正在壮大，人多枪少，太需要这三支枪了。组织上摸清情况之后，来同刘玉芳夫妻商量，告诉他们，要想拿到这三支枪，需要三百块钱。用不着讲什么道理，刘玉芳夫妇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当即表示：“多少钱也要买，卖了房子也要买！”他们卖掉祖传的十二间房，卖得500块现洋，用其中的300块买下了三支枪。在刘玉芳的支持下，丈夫胡灿章带上三支枪去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望着丈夫的背影，望着过去属于自家的房屋，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党的事业，家产算什么。
在生死关头，她宁可咬碎牙也决不屈服。丈夫走后的第二年2月，刘玉芳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产后仅十天，她也离开家，到南宫担任了八路军冀南区妇救会宣传委员，走上抗日第一线。1939年2月，日寇占领了南宫县城，刘玉芳随冀南区党政机关一起，撤退至威县农村，坚持游击战争。1940年深秋，刘玉芳住在宏曲村，因为汉奸告密，她被日寇逮捕关押到威县城里。棍棒打、皮鞭抽、灌辣椒水、踩肚子，敌人对这位柔弱的女子用尽酷刑，轮番审讯十多天，刘玉芳始终坚不吐实。八路军在哪里，共产党在哪里，半个字也没有说。最后，经过组织上努力，由宏曲村村长出面担保，说刘玉芳是自己的妻妹，是由冀县来威县探亲的，并给汉奸送了钱，刘玉芳才被释放出来。这个面容清秀，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共产党员，面对生死考验，从来没有眨过眼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一些敌视共产党的人蠢蠢欲动，当面威胁刘玉芳：“摸摸你头上的脑袋吧。”刘玉芳轻蔑地一笑：“看看谁先丢了脑袋！”
只要是党分配的工作，不论做什么事，她都用心做好。今天的人们听到“锄奸反特”，一定觉得非常神秘。没错，这项工作不仅神秘，而且惊险。1942年秋天，经历过“五一大扫荡”之后，我们迫切需要打击那些认贼作父的顽固汉奸，净化抗日环境，振奋群众精神。组织上把刘玉芳派回冀县一区担任组织委员兼妇救会主任，负责几个村的锄奸反特工作。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碉堡林立，敌伪猖獗。别说锄奸反特，能保住自己的安全就不容易。刘玉芳胆大心细，她以串亲戚的名义，走村入户，搜集线索，核实情况。确认无误后，将情报转告敌工队，由敌工队实施锄奸行动。其中伏家庄汉奸胡大盛出卖过两名八路军战士，并向敌人密报我抗日村长胡广民，导致胡广民遭敌人围捕，投井牺牲。我敌工队召开了附近六个村庄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了胡大盛等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大快人心，极大震慑了敌伪人员。“打败日本强盗”怒吼声再次响彻平原。
她任劳任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1947年冀县一带的土改工作已经完成，局势稳定下来。区委经过研究，觉得刘玉芳没有文化，又是小脚，对于开展新时期的工作有些困难，便动员她回了家。刘玉芳没有丝毫怨言。虽然重新成为农民，但她始终牢记自己和其他农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名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只要是党号召的事，她依旧走在最前列。从1947年回村，到1987年去世，她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靠劳动吃饭。40年间，她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没有要过任何待遇，没有享受过一分钱的补助。当年那些和她编在同一个支部，或者经常到她家联系工作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有省委书记，有开国将军，但她没有给任何人添过麻烦。生活困难的年代，也曾有人问她为何不去找找那些老战友，要一点待遇。她说：说到老战友，我第一个想起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力。那么有水平，那么能干，那么年轻就担任冀南区的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牺牲的时候才29岁，他向谁去要待遇？
我第一次知道刘玉芳，是1982年，那时候她还健在。40年来我心中常常浮现出她的形象。然而，当我真的想要写写她的时候，却查不到她有过什么豪言壮语，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静下心来温习我们党的历史，不就是许许多多诸如刘玉芳这样的共产党员，像母亲一样用乳汁滋润了我们的事业吗？
许多村民已经不记得村北有棵大槐树。刘玉芳生前的院子因为没有人住，显得荒凉，但院子里的枣树、核桃树依旧生机勃勃。老人的坟墓就在村子东南角的集体墓地里。穿过一条季节性的小河，一上河沿就可以看到孙辈为她树立的墓碑。坟墓旁边有高大的白杨树，树下遍地芳草。在向老人弯腰鞠躬的一刹那间，我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好想叫一声母亲！
（作者：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