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节欲论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后世推崇孔孟之道，通过打着孔孟之道招牌的旧礼教来实行残酷的性禁锢与性压迫，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对包括性欲在内的人们的欲求还是抱着一种比较客观、合理的态度。

　　儒家首先肯定了人存在欲望的合理性，但是对欲望要有节制，同时追求与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要适当、要合理。例如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性欲，儒家也是肯定的，这方面的名言就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肯定了追求功名就可获得享受，包括金屋藏娇。可是，孔子又强调人们应该像追求美色一样地去追求美德，所以他叹道：“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又认为，由于饮食与男女之事是人的两种大欲，必须加以节制。人所最应畏惧的，一是枕间之上，男女性交不加节制；二是在宴席之上，面对佳肴美味而不加节制；二者对人的戕害都是不知不觉的，人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实在不应该。

　　儒家创始人的节欲思想，在荀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荀子名况，赵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末期，商鞅变法以后，他的思想也反映出当时一些新兴者的要求。

　　他指出，人有欲念，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阐明了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他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也是这个意思。

　　他的这种观点，带有为劳动人民说话的性质。因为他认定“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而又想有“余财蓄积之富”，这是人之常情，不仅王公大人有此欲望，而被王公大人奴役的人民也同样具有。同时，人类不仅都具有这些欲望，而且还“穷年累世不知足”，还希望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使生活日趋改善。

　　因此，他很反对那些“止欲”、“寡欲”等违反人类情性的论调。他说，你以为守门者是贱人，就不应有物质生活的要求，他如有欲望就应该去掉，殊不知他也是人，是“生而有欲”的，怎么能去掉呢？你以为国王是贵族应有很好的享受，应当满足他们的欲望，殊不知他们和守门者同样是人，为什么守门者就应该除去欲求，而国王就应得到满足呢？这是不合情理的。

　　荀子又深刻地指出，老子那种为了维护社会安定而用“去欲”的办法使人们“无欲”，是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没有将人们的欲求引向正道的方法。所以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因此，荀子主张承认人们的欲求，但要把这些欲求引入正路，加以合理的节制。他提出了“中理”这一标准，所谓“中理”，就是欲求应符合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如果符合，那么欲求再多也不要紧：“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反之，即使欲念少，而不符合社会规范，也会破坏社会的安宁：“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

　　从“中理”出发，他认为，当欲求产生以后，应考虑是否应该去追求，从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方式来满足。他既反对“去欲”，也反对“纵欲”，称那些“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的人为“小人”。他认为为人之道应当是“重己役物”，既应该去追求满足基本的、合乎礼义的欲望，又不可去做名誉、地位、金钱的奴隶。“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藁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

　　荀子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总合百家之长的《吕氏春秋》采纳了，但《吕氏春秋》又有一些发展，在《贵生》、《情欲》、《为欲》、《大乐》诸其中，围绕欲念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阐述。例如《情欲》篇说：“天生人而使人有贪有欲，……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

　　但是，并不是任何欲求都是合理的。《吕氏春秋》认为，人们的各种欲求都必须以“贵生”为前提，而不能“亏生”；如果有益于“生”，就应该去追求、满足，如果有害于“生”，就应该止欲。这种观点和现代西方性科学家提出的“自愿，无伤”的性道德观念是多么相近。

　　《吕氏春秋》又进一步指出人的欲求对思进取是个很大的推动力量，如果人的欲念多，那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就多；如果人的欲念少，那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就少；如果无欲，那就不可能得以利用了。所以，“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这和现代西方一些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人的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理论又是何等相似，而这却出自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