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风气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男风主要存在于君主和贵族阶层之中，是他们淫奢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已扩展到了民间，成为社会上某些民众的一般性嗜好，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形成这种风气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当时男扮女装之风很盛，如魏明帝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以美男子而善敷朱粉、作妇人相见闻于世的。此外，一般豪富之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如晋朝的富户石崇与王恺为了比谁富有，“以娈童为赌注，或下妻比输赢，而输赢往往以娈童几百人计，这是骇人听闻的。

　　以上这些情况，都使男风远较前代为盛。在这个时期，某些人和同性公然狎眠，不以为讳。如《北史·魏·彭城王韶传》说：“勰孙韶至北齐袭封，后降为县公，文宣帝——高洋——尝剃韶鬓须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这种公开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

　　狎昵娈童，还公开地见于一些人的言论著述。例如刘遵的《繁华应令》：“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剪袖恩虽重，残桃看未终。……”梁简文帝的《娈童诗》云：“……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揽裤轻红出，回头双鬓斜。……”其他如晋张翰的《周小史诗》，梁刘永咏《繁华》，刘孝绰咏《小儿采菱》，无名氏的《少年》，昭明《伍嵩》等，对于男风描声绘色，极力摹写，淋漓尽致。沈约有一起《忏悔文》说：“汉水上宫，诚云无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说明了当时男风之盛。又《北史·北齐·废帝殷本纪》记载：“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诸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许散愁这一番话，颇有自诩清高之意，这也说明当时“登娈童之床”之风很盛，所以“不登娈童之床”的许散愁反而显得鹤立鸡群。历史上对这一时期的男风还有大量记载，如魏始兴王濬的杨承先、魏齐王芳的郭怀、袁信，秦苻坚的慕容冲，石宣的甲扁，陈宣帝的陈子高，隋炀帝的王蒙等等，很难胜数。

　　这一时期由于男风作祟，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怪现象，如夫妻同爱妾童就是一个例子。《晋书·海西公纪》记载：“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晋书·五行志》云：“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这情况似乎和春秋时的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相似，海西公有一些嬖人参侍内寝，他自己有阳痿症而不能生育，可是妻妾竟生三男，海西公还视为己出，这实在是太乌七八糟了。

　　由于男风之盛，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例如，由于失恋（同性恋）就侮辱对方，或动杀机。如《南史·长沙宣武王传》记载：“王韶昔为幼童，庾信弃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侍酒。后韶为郢州刺史，信过之，韶接待甚薄，信不能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又践蹋肴馔，直视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宾客满座，韶甚惭耻。”这是庚信乘酒兴揭王韶的老底，当众侮辱，王韶是很难忍受的。还有，《南史本传》记载：“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甚昵。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避不往。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埋杀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为了对方不再和自己搞同性恋了，竟掘大坑要埋杀对方，这真是狠毒之至。从古代至今有不少因失恋而杀人事，看来在同性恋这方面也是一样。这也说明了，同性恋“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

　　世上发生过不少男子因有新欢而与妻断绝或累杀妻的现象，这是指异性恋，而同性恋也会造成这种恶果。《宋书·五行志》上记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说明这种现象并非个别。《魏书·汝南王悦传》云：“悦妃阎氏生一子，不见礼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令服仙药松术之属。又好男色，绝房中，轻忿妃妾，至加挞楚。”《晋书·石季龙传》记：石季龙“聘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优童郑樱桃而杀郭氏。及娶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像石季龙这样的人有权有势，对家人和劳苦大众握生杀予夺之权，为了好男色而杀两个妻子，司法律的也不敢加以制裁。至于汝南王悦为了好男色而任意挞楚虐待妃妾，就更不算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