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丈夫的妇人(寡妇)不另嫁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先秦时代，寡妇改嫁，极其普遍。《诗经-小雅》有“不思旧姻，求尔新特”的诗句，可见当时寡妇再嫁，合乎时俗。虽然秦始皇出巡天下广作刻石，倡表贞节，汉帝也有赐贞妇顺女帛，以倡守寡者。隋文帝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但国家也设“媒官”，专事鳏男寡女再婚事宜，并分给当事人土地房屋，以便安家。(见《管子-入国篇》)两汉皇后、公主皆可改嫁。

　　唐代更为开明，《新唐书》载李唐公主更嫁者20余人，其中三嫁者4人。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前，无论是皇室、官宦，还是百姓，寡妇改嫁也属正常，而程颐、朱熹的理学兴起将儒学礼教、秦皇石刻、烈女节妇观竭力灌输至民间，加之宋王室推波助澜，用舆论道德倡导守寡，寡妇再嫁遂成为耻事。“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易-恒》)。程颐更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男子娶改嫁女，亦为失节。明代和清代，是程朱理学泛滥、毒害最重的朝代。

　　明太祖洪武元年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间又对守贞烈女立贞烈碑。帝王并督令巡官每年上报贞节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长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袢楔，照耀井闾”。此举煽动了女性的虚荣与家族荣耀欲望。节妇烈女竞相涌现。有夫亡陪死的，有未婚夫亡而终身守寡的，有守寡期间体肤或小脚被男人见投河的，有撞见男人生殖器或被男人调戏、侮辱自缢的。烈女碑林立，贞节牌坊四起，《明史》中仅节烈传记即不下万余。《清实录》记载，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亲自褒奖“拒奸殒命”9名“烈女”。雍正年间，更是下诏各地，在偏僻山乡，贫寒之家，加意搜罗“贞节烈女”。同治之后，各地又兴办“贞节祠”，鼓动妇女守寡持节。族人尤其从己利出发，“以家有贞女烈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便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寡妇再嫁低人一等，亲友鄙视，族人视为败坏门风。社会风气亦然，不守寡的女人不得走正门，要躲躲闪闪地行走，否则要被小孩讥笑唾弃。被封建礼教毒害至深的守寡者，如果其父母、兄弟、乡邻劝其改嫁，或豪强、富家逼迫再嫁；不仅坚决拒绝，且有的毁容，断指乃至自杀。

　　“守寡”不仅剥夺了女性享受家庭温暖的愿望，损害了妇女独立人格和做人的尊严，而且压抑了无数年轻女性的正当性要求，是极其残酷的封建性风俗。《志异续编》载一年少守寡者的苦衷：“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检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极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守寡60年的女性压抑性欲的“诀窍”。但就是这残酷的“守寡”，在明清两代却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规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劝守寡女“守寡”的书文充塞民间，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都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西晋裴氏所作《女史箴》主张：“妇德尚柔，含章贞洁，婉淑慎，正位居室。”唐代宋氏姊妹所编《女论语》开篇便言：“立身之洁，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明代有女教书数册，而清代则更繁多，尤以王柏臬著《女诫》、《女论语》、《内训》和《女范捷录》组成的《女四书》影响最大。直到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才纷纷撰文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与残忍，提倡寡妇改嫁

　　不仅中国，外国也曾有守寡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