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在性方面的风尚与习俗，从而达成理解、尊重与适应，有利于地域间、民族间的团结与沟通；而且可以通过性风俗起源与变迁的研究纵向地了解不同时期各地域、各民族的性文化演变，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深层次认识，科学地、有效地逐步改变有损于地域发展、民族发展与个体身心健康的陈规陋习，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女子自幼时双脚以帛紧裹，使不能正常成长而变形成为粽样小脚。又称“金莲”。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独有的性文化习俗。缠足的起源，无确切资料可考，传说起于五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的宠妃窗娘，纤丽善舞，足小可人。李为她筑起六尺高的“金莲花台”，饰以珍玉细带，令窗娘以白帛缠足，使纤小的双脚如新月状，着素袜于莲中翩翩起舞，飘飘欲仙，逸美异常。众宫女为取宠于后主，皆效仿，这便认作为缠足的起源。

　　缠足风的变迁经唐至宋，缠足风蔓延。《辍耕录》记：“元丰以前极少缠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元代的缠足风益盛，女子缠足被视为端庄、珍贵之举。《琅环记》云：“吾闻圣人立女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明代缠足已发展为时髦风尚，姣女名妓无不以缠足为媚，男子也普遍追求女子的小脚。清代缠足风靡全国，从官宦、富豪到平民百姓；从城镇到穷乡僻壤，女子皆自幼缠足。顺治二年(1645)曾下诏禁止缠足。康熙元年(1662)再禁，仍不止。康熙七年，有人奏免禁令，缠足越加普遍，满族人也效仿。乾隆曾严禁旗人缠足，但乾隆之后，缠足风已至每家每户。女子缠足后不能下田、行走困难，越发不自由，故清代和民国的名士俞正燮、袁枚、李汝珍、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极力反对缠足，李汝珍在其名著《镜花缘》中就假借林之洋人女儿国，写出男人被强迫缠足之苦。中国缠足的绝迹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缠足旧时盛行北方，而于两广、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影响较小。

　　危害性缠足手段十分残忍：四五岁的女孩被迫穿上尖头鞋，限制脚的自然成长，6～8岁时又被迫用布条将4小趾裹向足心，层层紧缠，针缝密裹，昼夜不松。致使女童疼痛悲号，夜间尤甚。这就使足骨变形、移位成畸形。女子缠足后，行走不便，对女子的生活和劳作增加了困难。

　　性心理缘由在诸多的缠足原因中，病态审美观深人人心是主要的。这种审美观历经上千年，成为心理定势，人们便以为女性的脚越小越美，脚成了女性性魅力的主要标志。所以旧时提媒、相亲，首要条件不是容貌而是脚的大小。脚成为女性比胸乳、腰臀更神秘的性感部位，以至于春宫画有画出女阴、女乳的，却无画出赤裸小脚的。小脚成了取悦于男人的器物。正如李渔所写：“瘦软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来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在文人墨客的诱导下，“金莲”的诱惑力日增，于是封建士大夫不惜精力与笔墨地研究、描写、品评女人的小脚。在众多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方绚的《香莲品藻》和民国时姚灵犀的《采菲录》。前者还特意将金莲划分为五式九品。千百年来，中国旧时男子恋小脚的因由，从性心理角度分析，除了病态审美心理外，还与男尊女卑的习惯势力有关。有人研究认为，女子缠足后，因站立、行走重心不稳，两腿、胯间肌肉长期紧张，致使阴道紧缩，婚后始终如处女，可增强性交时男女的性快感。此说即使有解剖学上的依据，也绝不是缠足的缘由。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文化背景产生的病态性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