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礼》记载：“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皇帝召集朝会，戴花是百官必须履行的程序。

　　宋代无名氏《鹧鸪天·上元》词云：“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这首词描写的是宋徽宗时候首都汴梁元宵节车水马龙的盛况，皇帝与民同乐，大官小吏前呼后拥，老百姓蜂拥而至，人人头上都戴着各式各样的花，一路看去，姹紫嫣红，光彩耀目，恍若花海。

　　如果说宋人戴花是一种潮流与时尚，那么接受皇帝赏赐的花，便是一种身份与殊荣。宋真宗东封(到泰山封禅)前夕，分别任命陈尧叟、马知节为东京(首都)留守和大内都巡检使。封官完毕，宋真宗把他俩留在宫中宴饮庆贺，君臣三人头戴鲜艳的牡丹，喝到高兴处，宋真宗从自己头上取下一朵最名贵的牡丹，亲自为陈尧叟戴上，让陈尧叟感激涕零。宴罢出宫，一阵风扑面而来，吹落了一片花瓣，陈尧叟赶忙叫侍从拾起，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还说：“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之”，郑重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官方来说，戴花是上下级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更是一种礼仪，凡圣节庆寿、立春入贺、闻喜赐宴、祭祀天地祖先之类的活动中，人人皆戴宫花。《宋史·礼》记载：“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皇帝召集朝会，戴花是百官必须履行的程序。

　　花有生花与像生花之分，生花即时令鲜花，像生花是假花，由绢类织物制作而成。宫花属于像生花一类，是宫廷特制的赏赐品。什么身份戴什么花，什么级别戴几朵花，都是非常讲究、有明文规定的。

　　不过，像生花再美，毕竟是假花，远不如娇艳名贵的鲜花受人青睐。像与王公大臣交心谈话、宫中举行“钓鱼宴”(皇帝牵头组织的文娱活动)等场合，皇帝赐予的，大都是鲜花，而且身份越尊贵，赐予的鲜花也越珍贵。然而，珍贵鲜花难得，在运送京城的过程中又有保鲜等一系列问题，这让当时的人们伤透了脑筋。宋真宗时代，洛阳牡丹闻名遐迩，姚黄、魏紫等牡丹珍品更是冠绝一时。但洛阳距京城两百多公里，以当时骡马帆舟等落后的运输条件，要把那些牡丹极品完好地送到京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洛阳留守们想尽了办法。比如，为了防止花瓣掉落，并做到保湿不干，他们把花放置于竹笼，在花的周围塞满了嫩绿的菜叶；为了保证枝茎的稳固，他们发明了“蜡封花蒂”的办法，即用蜡封好花蒂，花可数日不落；为了抢时间，他们还要求送花府校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京城，以博帝王一笑。虽说只是一朵小花，却实在是一个艰苦卓绝的任务。套用小杜的名句，那真是“一骑红尘君王笑，无人知是牡丹来”。

　　宋人爱花戴花之习，从官方层面来说，除了一定的文化爱好和笼络人心的因素之外，主要是追求奢华和贪图享乐的表现。什么叫奢侈？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成千上万老百姓夜以继日地劳作，也只能供他们片刻的欢娱、瞬间的消遣，这就是奢侈。“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陆放翁的诗句，浓浓的愁绪，反映着民间的疾苦，流泻出心底的愤怒。如果他们能少一些奢侈和荒淫，那叫卖声或许不至于如此悲苦吧？由于统治者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从而导致了“靖康之耻”，国都被占，皇帝被俘，曾经辉煌于世的大宋王朝就像一朵即将凋谢的花一样，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最终走向了衰败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