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战争诗所折射的人文精神

　　三、“威仪”是周代人外显为的“人格美”

　　周代人所崇尚的“人格美”表现在“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威严”。(礼记•祭义)在周代，这种“人格美”的外部表现被称之为威仪。昭显威仪，便是把象征尊者等级地位的外物显示给人看，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尊敬、畏惧，行为上的恭顺、服从。周代人这种“人格美”理想在《诗经》的一些形象中得到鲜明的表现。《采芑》是以抗拒外患为背景的作品。诗中所歌颂的元老方叔曾经征伐玁狁，后来又率军出征荆楚，是当时王朝的栋梁之臣和扶倾救危的英雄。他仁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因此《采芑》的作者将描绘的的重点集中于方叔的威仪上。因为“在当时人看来，某些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主要的原因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独特的军人素质，而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较高的礼的修养。”

　　把威信、威仪包括服饰、仪仗等，作为周代贵族“人格美”理想的载体和外部标志，象征性地将其运用于文学艺术创作之中，借以表现诗人对社会生活，对现实的人的审美评价，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与感情，这是西周至春秋时代文学思想的重要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和艺术定式在《诗经》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是诗歌作者本身就是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从抽象意义上说，“文”和“武”是对立的，二者的指向相反。《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申叔时谈到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时指出：“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文的核心是利人及物，武的宗旨是除暴去害，这样一来，文武兼备的人才必然形成两种相反的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一方面具有参战的热情和能力，另一方面施爱惠人。《诗经》反映战争的篇章出自文武兼备者之手，他们的表现对象具备同样属性，因此，在描写战争场面、刻画将士形象时，能够将两种相反的心态和价值取向进行调合，选择带有互补性质的侧面加以表现，形成作品内在的独特风貌。

　　战争是残酷的，难免要有斩伐杀戮。“文”以惠爱为本，常怀怜悯之心。对于“文”和“武”的这种差异，《逸周书•谥法解》也作了揭示：“民惠礼曰文”;“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武士置身于刀光剑影之中，经常耳闻目睹鲜血淋漓、尸骨堆积的景象。他们必须适应这种环境才能克敌致胜。对于多数文士来说，战争造成的惨象却是他们心理难以承受的，当然更不愿意把它形诸文字。《孟子•尽心下》记载，《周书•武成》记述了周武王克商战役时，有“血流飘杵”之语。孟子认为这种材料不可靠，不能信以为真。孟子是从性善的观念出发，否定牧野之战伏尸流血的历史事实，这固然带有主观臆断的倾向，同时也说明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怀着拒绝心理，采取回避态度。而《诗经》在反映这些战争诗的创作主体是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他们具有英雄气概，敢于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流血牺牲的战地景象，也在他们心灵投下阴影，产生压抑感。在这种心理张力的作用下，《诗经》战争诗的描写虽然是纪实的，却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有所选择和侧重，尽量避免暴露战争的残酷性，淡化它的恐怖气氛。《诗经》也展示格斗厮杀场面，但很少出现血肉模糊的惨象，遇到这种情况，都用极其简洁的笔法，予以交待。如《大雅•常武》叙述征伐淮夷的战争，只用“仍执丑虏”四字对战争结果进行概括。

　　下面，对《诗经》中的部分战争诗的作者作简单的分析。

　　《小雅•出车》写周宣王给南仲下达命令的同时，还指派诗的作者在北方筑城，可见他是位级别较高的出征将领。陈子展先生论及此诗时指出：“南仲奉命为将，北攘玁狁，西伐西戎，随征将士描述此一战役本末而作。”《小雅•六月》叙述的是另一次北伐玁狁的战役，不过军队的统帅不再是南仲而是尹吉甫，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看，作者随军出征时间很久，返回镐京后才写了这首诗。《小雅•采芑》写方叔领兵讨楚，写将士们在采摘芑菜时见到了统帅方叔，显然这首诗也是随军将士所作。《大雅•江汉》反映的是召虎征伐淮夷的事件，战斗胜利后得到天子的赏赐。郭沫若《表铜时代•周代彝器进化说》一文，根据传世的《召伯虎簋铭》推断，《江汉》这首诗就是召虎所作。此外，《诗经》中战争诗题材作品还有《邶风•击鼓》、《秦风•无衣》、《豳风》的《破斧》和《东山》、《小雅•采薇》等，这些诗篇也都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也都是出征将士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