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7月，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集团，在沙俄的煽动和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当年12月，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 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大蒙古国”第一次粉墨登场。

八世哲布尊丹巴

值得玩味的是，沙俄政府虽全力支持外蒙古“脱离”中国，但并不赞成外蒙古“独立建国”。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的《中俄蒙协约》中，一条就是“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

“自治”和“独立”，到底有什么区别？从“自治”到“独立”，外蒙古到底经历了什么？

支持“自治”，沙俄内心的“小九九”

在《中俄蒙协约》中，尽管“要求”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但实际上，外蒙古已经脱离中国“实际独立”。

• 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说道，外蒙古“虽对中国依然保持宗属关系，但在各种事务方面,政治及领土问题除外, 实已独立”；
• 俄国驻外蒙古外交代表米勒尔，在劝说外蒙古王公同意实行“自治”时说道，“中国之宗主权不过是名义而已”。

实际上，沙俄之所以一再强调“自治”，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将外蒙古“据为己有”的狼子野心。譬如1912年签订的《俄蒙协约》里规定，“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蒙境，不许华人移植蒙地，不在蒙地设置中国机构”。

经济落后、羸弱不堪的外蒙古，根本无法撑起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和“独立”。因此，所谓的“自治”，说白了就是“投入沙俄的怀抱”，成为他们的附庸；至于名义上的“宗主国”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

正如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所说的：“（外）蒙古无疑已沦于俄人之手。其独立全系俄人所操纵，三倍于东三省之土地、矿产等天然富（资）源，尽为俄人囊括而去。”

访问沙俄的蒙古第一任总理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

为什么沙俄希望外蒙古“自治”而非“独立”？一言概之，就是两个字——利益。倘若支持外蒙古独立，势必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干涉进来。实际上，此时的沙俄，已经无力再进行一场新的“日俄战争”；与此同时，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老牌强国肯定会深度参与进来，而沙俄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再者说，一旦“大蒙古国”在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扶持下“做大做强”，一定会威胁到沙俄的自身利益，那可就“偷鸡不成蚀把米”了。据说，这些封建僧侣王公心中的“大蒙古国”，其地域除外蒙古外，还包括整个内蒙古以及西藏、青海地区，甚至连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也是其“争取”的对象。

日俄战争中，英美等国家是日本的“后援”

因此，为了不让外蒙古与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和经济关系，只能将其“置于衰弱的中国宗主权之下”。就像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提出任何新东西（独立）”，都会“激起那些在中国相互竞争之国家（譬如日本）同我们角逐。”。

沙俄覆灭，白俄势力首登场

十月革命后，沙俄势力覆灭，外蒙古宛如墙头之草，东摇西摆，频频转向。它曾一度向北洋政府示好，但又先后与白俄甚至日本“眉来眼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统治上层，既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更缺乏强大的武装支持。因此，他们一直都无法逃脱政治傀儡的宿命。

首先登场的，是日本支持的白俄谢米诺夫白军势力。野心勃勃且拥兵自重的谢米诺夫“老调重弹”，提出了建立“大蒙古国”的狂妄计划。谢米诺夫心目中的“大蒙古国”，不仅包含外贝加尔地区和内外蒙古，甚至连中国东北、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都被统统“加了进来”。

前排左一为谢米诺夫

不过，谢米诺夫的“大蒙古国”，本质上就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的疯狂计划，不仅遭到了英法等国甚至“金主”日本的掣肘；连不少外蒙古的喇嘛王公们，都觉得此君只会夸夸其谈、“不切实际”。

没过多久，他的“建国团队”内部便发生内讧，谢米诺夫本人狼狈地跑路到我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受日本特务雇佣，主要负责反对苏联的活动。1946年8月，他被苏联政府判处绞刑。

僧俗争权，北洋政府痛失收回主权良机

谢米诺夫这边在内讧，外蒙古的统治上层也一点不消停。因为“黄派”喇嘛教势力独揽重权，严重损害了“黑派”王公贵族势力，双方的矛盾与日俱增，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民国初期的蒙古王公

为了恢复自己原有的政治地位，“黑派”的王公们开始与“宗主”北洋政府接触，甚至提出了“取消外蒙自治，恢复前清旧制，行政权完全统一于中央”的交易筹码。

坦诚地说，此时是北洋政府恢复对外蒙主权的最好时机。不过，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的一系列“蜜汁操作”，终究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此君来到外蒙古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我举两个例子：

• 为了尽快让外蒙古“取消自治”，他甚至率手下士兵夜闯外蒙古“总理大臣”达喇嘛寓所，逼令其“取消自治”的文件上签字画押；
• 在1920年元旦的哲布尊丹巴册封仪式上，他完全不念及外蒙古的历史风俗和传统，强制哲布尊丹巴先期斋戒，起立受封，引起全民公愤。

徐树铮

徐树铮一系列的粗暴举措，不仅让自始至终反对取消自治的上层喇嘛口服心不服，更将主张取消自治的王公们推向了对立面。原本水火不同的“黄黑两派”，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统一战线”，旨在对抗北洋政府。

坦诚说，北洋政府为自己愚蠢的民族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注意，“疯男爵”来袭

“僧俗合流”的外蒙古统治上层，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合作对象”，那便是被苏俄击溃的白俄恩琴势力。

在今天看来，有着“疯男爵”之称的恩琴，是个“神经分裂”的奇怪人物。他热爱俄罗斯，希望恢复过往的沙皇统治；他又笃信佛教，认为黄种人优于白种，并希望重现“蒙古帝国”的辉煌。

北洋驻军迅速被恩琴所败，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已全面落到了恩琴手中。不过，根据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他对“管理蒙古”似乎并不感冒。

“疯男爵”恩琴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蒙古人民逐渐意识到，恩琴也不是自己的“救世主”。他性格暴戾、嗜杀成性，到处强索兵丁、横征暴敛，弄得外蒙古上下怨声载道、乌烟瘴气。以致于提出与恩琴“合作”的喇嘛教势力也“背了锅”，威信大降，“已不能驾驭各蒙王公”。1921年，他的军队在恰克图被苏俄军队击溃，同年八月被俘，一个月后被执行枪决。

苏俄登场，外蒙古终于“独立”

在蒙古王公们的压力下，哲布尊丹巴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致函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希望帮助外蒙古地区“恢复和平与秩序”。讽刺的是，受困于内部纷争的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恢复”外蒙古秩序。

地方军阀漂亮话说了一大堆，却各个按兵不动，只为保存个人实力。恢复对外蒙主权的又一个良机，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有总统之名的徐世昌，并不能掌控手握重兵的北洋军阀

与北洋政府的碌碌无为相反，苏俄不仅时刻密切关注着外蒙古事态的发展，并做了有针对性的周密准备。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苏赫巴托与乔巴山二人先后在库伦成立“革命小组”。这两个革命小组后来合并为一个统一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

苏赫巴托（左）与乔巴山（右）

1921年3月1日，在苏俄的支持和帮助下，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13日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外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与此同时，少量苏俄部队与苏赫巴托与乔巴山组织的蒙古义勇军，一同向驻扎在买卖城的北洋驻军发动了全面攻击。受限于战斗力差距与增援、补给的不足，北洋驻军要么溃散，要么被俘。

6月28日，苏俄三个团进入外蒙古；7月6日，苏俄军队与蒙古义勇军一道攻占了外蒙古首府库伦。7月10日，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君主立宪政府于库伦正式成立，外蒙古正式宣布独立。

哲布尊丹巴继位的次日（7月11日），被定为蒙古国“国庆日”；解放买卖城的3月18日，被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外蒙古军队

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君主立宪政体被取消，蒙古人民革命党接管政权，“汗国”更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旧王公贵族与宗教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

外蒙古的独立，并未得到北洋政府的承认。1924年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里面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实际情况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断绝同中国（政府）的一切来往”。

诺门坎战役（1939）中的蒙古人民军士兵

不过，无论是蒙古人民革命党，还是普通的蒙古国人民，对于我党的革命斗争，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譬如抗战爆发后，我党为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建立了途经蒙古国的国际交通线，用以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而这条交通线的开辟，就得到了蒙古国政府的得力支持。

二战结束，“外蒙古”正式“升级”为“蒙古国”

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出兵，一致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政府甚至亲自出面，说服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实。

参与协定制定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即99%的选民赞成“独立”。

面对板上钉钉的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华美晚报》号外刊登的国民党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文章

尾声

在新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败退至台湾、偏安一隅的蒋介石，依然宣称“中华民国”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认为苏联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11月，台湾当局向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发起“控苏案”。

他们指控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破坏远东和平局面等过失，并列举苏联违约的证据，强调苏联控制外蒙古，违反了尊重外蒙古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约定。

1950年8月，蒋介石与麦克阿瑟等人举行军事会谈

1951年11月6日，台湾当局第三次向联合国大会控告苏联。美国政府认为，新中国不可能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背离苏联，决定调整对台政策，对“控苏案”也由观望转向支持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之所以支持台湾当局，不是基于战略考量及冷战思维的盟友意识，更不是因为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在美国人看来，台湾只是美国政府与新中国谈判斡旋的筹码，仅此而已。

好奇地看着迎妈祖队伍的美国士兵

1952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对“控苏案”表决，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505号决议案》， 谴责苏联未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控苏案”对苏联几乎毫无影响。哪怕《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废除”，也丝毫不能改变外蒙古独立的既定事实。

因此，在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由（国民政府）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当时为了换取国家20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选择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

台湾当局在内部“反省归反省”，他们一直以《第505号决议案》为依据，不断做出反对外蒙古独立的姿态，塑造台湾当局的“受害者”形象。

1953年2月23日，“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以《台四十二（外）1008号》函请“立法院”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为无效废约。2月24日，“立法院”通过提案，并于2月25日由“总统” 蒋介石公告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条款全部无效，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同样失效了。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用功罢了。